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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费行为的论文(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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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费行为的论文 第1篇

论文摘要: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市场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文在分析了农民消费行为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就如何打开农村消费市场,为政府和企业提出了一些建议措施。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至今仍有9亿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农民是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农村消费能力的提升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农村这一庞大的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对农村消费市场给予充分的关注,而对农民消费行为的研究恰恰是打开农村消费市场的切入点。

一、农村消费市场的基本现状

农村消费市场稳步发展,但整体消费水平较低,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差别较大。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只有30%左右。同时农民消费水平还具有很强的区域性,消费水平基本上是从东部至西部逐步降低的,并且相差水平较大。

农村消费市场货源充裕,买方市场基本形成,但有些商品不适应农村市场的需要。伴随着一些商品在城市市场的饱和,农村市场成了这些商品的倾销地,但是这些商品却并不符合农户的需要。许多厂家、商家不注重研究农村市场的特点,市场上缺少适合农民消费水平、适合农村消费环境的商品。

农村市场商品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但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农民的消费结构不够合理。主要表现在生存性消费比重较大,发展性、享受性消费比重较低;实物性消费比重较大,服务性消费比重较小;自我服务性消费比重较大,社会服务性消费比重较小。

农村消费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各种流通主体竞争激烈,但市场秩序和市场管理比较混乱。滞后的流通方式和混乱的流通秩序严重阻碍了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发展,延缓了农村消费品市场化的进程。由于缺乏有力的执行机构和正常的监督,致使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抑制了农民的消费需求。

二、现阶段农民消费行为的特点

消费层次的多元化。相对于城市来讲,农村地区之间消费偏好和消费习惯差异更大,农村内部的消费层次更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民消费行为受地理环境、民族、传统文化等其他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要比城市居民大,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别更大。

自给性消费在农民消费体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农民的自给性消费虽然不进入消费市场,但对消费市场仍会有一定的影响。当农民收入下降,或者货币性收入相对减少,或者同类及替代消费品市场价格发生变动时,农民就有可能用自给性消费替代货币性消费。这自然就会对消费品市场的需求带来一定的冲击。

注重商品的实用价值。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农民对价格比较敏感,所以他们在选购商品时,对商品的质量,性能,耐用性和价格要求比较高,而对于产品的品牌、包装以及外观设计方面不是十分的看重,属于消费类型中的“求实消费”。

消费观念陈旧保守,消费结构不合理。由于农村大部分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再加上受传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与城市居民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具体表现在农民一面是平日里非常节俭,舍不得花钱,另一面则是逢年过节,人情往来,婚丧嫁娶,却不惜花费大量钱财。尤其是在建房消费上,农民往往倾其毕生的积蓄,甚至举债建房。有不少是为争面子相互“攀比”,盲目求高求大,拆了盖,盖了拆。这造成极大的浪费,限制了农村购买力向其它消费品转移。

三、农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收入水平低且不稳定。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城镇居民来讲低得多。最新统计显示,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3587元。再加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弱,农民收入受自然不确定性的影响大,丰年农民收入增加,灾年农民收入减少。这种自然的不确定性导致农民的预期收入不稳定,消费倾向偏低。可见农民的收入水平是制约其消费能力的重要因素。

农村基础设施落后。近几年来,农村基础设施虽有了较大改善,但与城市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而且影响到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制约着农户家庭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目前农村家电普及率与城市相比要落后10年,如彩电的普及率只有城市的一半,电脑更少。但相当一部分农民家庭里没有电视,不是农民买不起,而是相关配套设施不完善,如有的地方电压不稳,或是电视信号不好,要么是电价偏高。再如洗衣机,很多农民没买的主要原因是自来水问题,在农村约有60%的地方还没通上自来水。

消费环境乱。农村市场秩序和市场管理比较混乱,市场上的经营企业散小、经营品种雷同、商品档次低、业态单一。假冒伪劣产品随处可见,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较大危害,致使许多农户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不敢消费,大大挫伤了农民的消费积极性。据商务部2004年对全国1万户农民进行的问卷调查,75%农民买到过假冒伪劣商品。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落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险覆盖范围还不大,我国农村更是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极大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消费预期。再加上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严重滞后于城镇。在农村,上学难、治病难、养老难已是普遍现象。而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农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大大增加,进一步降低了农民的即期消费支出。

四、政府和企业如何开拓农村市场

1.政府的对策

通过加大惠农政策力度,来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消费信心。从根本上讲,农村消费市场的不活跃,主要是由于农民收入水平相对不高,消费能力相对偏低引起的。因此,要想进一步扩大农民的消费,一定要从助农增收这个关键环节入手。所以诸如“取消农业税”这样的惠农政策应该更多些,只有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农民的消费规模才会增大。虽然,现在政府在不断地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农村人口的收入相对于城镇人口来说,还是很低的(2006年,中国城镇人口的收入是农村人口收入的倍)。所以,必须给农村人口更有利的发展条件,才能有效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为此,政府还可以通过给予面向农村市场的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来让利农户。在企业开发农村市场过程中,通过政府的税收调节作用来让农村人口得到更大的实惠。政府要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在为农民提高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劳动收入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农民收入增加了,消费信心也将必然增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农民转变消费观念。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来重点解决水、电、路、通讯设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经济较发达、住户相对集中的农村应建自来水厂。农村电网要提高运营质量,降低电价,为更多的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电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创造条件。同时要着力改善消费的软环境,净化农村消费市场,鼓励和支持科技和信息下乡,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强化政府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消费氛围,并对封建迷信、、婚丧事大操大办的不良习惯加以制止。

加大政府管理力度,规范农村市场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加强农村市场监管,加大执法力度,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农村,打击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不法行为,打击“损农”、“坑农”、“害农”的虚假违法广告行为,健全农村消费者投诉受理机制,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加快农村市场体系立法工作,清理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逐步完善农村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农村消费品网络建设。进一步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以县城和中心城镇为重点,以村、乡镇为基础积极发展连锁超市、便利店等新型流通业态,通过示范引导、自愿进入的方式,逐步以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经营方式,改造和建立标准化的“农家店”,加快形成为农村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的零售网络终端。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的经济预期和经济安全是制约人们现期消费的重要因素,要改善经济预期,关键在于完善包括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养老金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民的安全感,为促进消费注入“稳定剂”。农民只有解决了后顾之忧,才能增加即期消费。

2.企业的对策

以适销对路的商品供应农村市场。一直以来,企业基本上是依据城镇居民的需求来设计产品的。这些产品在款式、功能、价位、操作使用方式及包装、说明、售后服务等方面均同农民的要求有较大的差异。所以销售到农村市场的产品通常是城市市场饱和后产品的简单转移,而不是针对农村市场开发的适合农村需要的产品。进军农村市场的产品一定要针对目标市场的状况,进行相应的产品定位和开发,企业应在深入调查研究农村消费者特定需求的基础上来开发满足农民需要的产品,增强产品对农村市场的适应性。生产企业要重视农村市场的个性特征,在深入进行市场调查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

销往农村的产品应采用低价策略。农民对购买的商品一般要求经济实惠,物美价廉,即“经济实用型”产品。价格往往是农民购买商品时最敏感的因素,农村存在着大量的“求廉型”的消费者,所以企业对销往农村市场的产品应采取低价策略。就食品来说,有资料显示,在我国农村消费者中,虽有的人会适当考虑食品安全问题,但的人仍把价格便宜作为购买食品的首选,而城市消费者中选择“价格优先”的仅占8%。

建立以农村为主的分销渠道。农村的基础设施相对与城市来说是落后的,企业在分销渠道的设计上要更多的下功夫。必须尽快构建适应农村情况和农民购买习惯的消费品流通网络,提高流通效率。农村居民居住的分散且范围广,而农村经销终端多,但规模较小。企业在营销网络的建立时,应调整渠道政策,减少中间环节,或直接采用直销的形式来将城市各店向农村延伸。

促销策略要符合农民的传统习惯。因为文化素质的原因,农民受电视广告这种声情并茂的促销形式影响较大,而受广播和报纸的影响依次降低,并且他们不喜欢接受过于复杂的广告形式。在广告内容上,应更强调产品的具体性概念,而非抽象性概念。除广告之外,举办一些对农民有益的公共关系活动也是很有效的促销方式。

完善售后服务。由于农村的地理环境与交通等原因,使得很多商品的售后服务,不能覆盖到农村,这也制约了农民的消费积极性。企业必须从观念上和行动上都给予充分的重视,在农村建立起完备的售后服务网络。

参考文献:

[1]韩英.取消农业税后农村消费模式变革[J].商业时代,2006,21:11-12.

[2]孔敏娜.农民消费者群体的心理行为特征及企业营销对策[J].内江科技,2006,6:24-33.

[3]王长江,王璐.农村市场的营销策略[J].华北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3:82-83.

[4]龚振,荣晓华,刘志超编著.消费者行为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关于消费行为的论文 第2篇

关键词:老龄化;医疗消费;就诊决策;医疗支出

Abstract:TJTwo’.

Keywords:aging;medicalconsumption;;

一、研究背景

目前,中国老龄化速度居世界首位,伴随着老年人口规模日益庞大和老龄化速度快速提高,社会在养老保障、老人福利设施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江苏是全国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省份之一,根据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年,全国老年人口抚养比①为,江苏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名列全国第4,其中,农村老年抚养比达到,高出城市。农村老龄化速度快于城镇的原因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转移的主要对象是年轻人,农村和城市的年龄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强调人在进入老年阶段后应继续保持健康的身体状况。因此,在老龄化的背景下探讨农村老龄人口这一特殊群体医疗服务的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主要是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医疗消费和就医状况的分析,顾大男基于199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高龄老人患病能否得到及时医治的状况,结果表明农村高龄老人不能得到及时医治的比例略高于城镇[1];任远初步探索了老龄消费市场的特征,提出老龄人口由于生理衰老形成了以“护理服务”、“护理商品”和“护理设施”消费为主的老衰老龄市场[2]。然而,现有相关文献大多仍主要集中于对城市老年人医疗需求和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3-5],缺乏对江苏省这一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的分析,对江苏省老年人医疗与健康相关问题的研究仅见于黄润龙等,他们对江苏省高龄老人健康状况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高龄老人的婚姻、家庭、性格和精神需求、生活自理能力、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及健康状态等问题[6]。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江苏省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构建两部模型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老年人就诊决策与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为政府应对农村老龄化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决策提供依据。

二、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7年11月对江苏省北部5市(每市各选择一县:新沂、东海、涟水、泗洪和响水)农村居民(包括年轻人样本和老年人样本)健康状况及医疗消费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农村居民的个人和家庭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医疗消费情况、参加合作医疗的情况等。调查实行面对面询问填写调查表的形式,样本兼顾了各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户收入水平和居民年龄结构等,最后获得985个农村居民有效样本,其中,18~59岁的年轻人样本为803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样本为182个。本文采用了老年人样本进行研究,总结了调查地区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

1.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年轻人更差,慢性病发病率较高

居民对医疗服务的消费来源于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改善或保持,这是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制定相关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政策的出发点。调查结果显示(表1),农村老年人自我评价健康状况为一般的比例最多,约占总样本的38%,自我评价差和良好的比例相当,自我评价健康状况非常好的比例最少,仅占。老年人样本和年轻人样本相比,年轻人自评健康状况差的比例比老年人低,而自评健康状况为良好和非常好的比例均明显比老年人的高。从有无慢性病指标来看,老年人样本有慢性病的比例占,远远高于年轻人,而且,老人所患慢性病病种主要是慢性疼痛、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4种。

2.老年人患病的概率高,但因经济困难应就诊未就诊的可能性也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一年里,有的老年人生过病,但在患病的样本中,只有的老年人前往诊所或医院就诊,有的样本应就诊未就诊;在就诊的样本中,看门诊的比例占到,住院的比例占。然而,年轻人患病的概率略低于老年人,进一步分析显示,老年人应就诊未就诊的原因大多是经济困难,占各种原因的。

3.老年人医疗支出较高,但收入水平较低,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

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在过去一年的医疗支出均值为元,高出年轻人元。然而,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家庭人均纯收入为元,比年轻人家庭人均纯收入低元。这说明,老年人的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他们会将更多的钱用于看病就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老年人生理机能逐渐发生衰退,患病的概率较高,具有较高的医疗服务需要,但由于老年阶段收入较低,面临更为严重的疾病经济负担,因此,老年人群因为经济因素导致的应就诊未就诊的问题更为突出。

三、老年人口医疗消费的影响因素

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和消费特征以及医疗产品自身的特征,本文将影响老年人医疗消费的因素分为以下几类:

1.个人和家庭特征

影响医疗服务需求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家庭人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男性的预期寿命均低于女性,这可能是生理因素决定,也可能是男性在年轻的时候对身体的折旧更大;生老病死的生理规律决定了个体随着年龄的增大将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年龄程度不同,对医疗服务的消费也可能会存在差异;受教育程度也可能对医疗消费有潜在的影响,越是受过较好教育的人越有预防和就诊的意识,他们生病带来的机会成本更高,同时,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可能已经具备更好的自我护理能力而拥有良好的身体状态,因此相对减少了他们患病后的医疗服务支出;单身的老年人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健康状况从而影响到医疗消费;另外,文献研究表明,家庭人数也是医疗服务消费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人数多的家庭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关怀和照顾更多,有利于老年人优良健康状态的保持,减少医疗消费。

2.健康状况与疾病特征

老年人医疗消费这一购买行为来源于对医疗产品或服务的需要,其功能在于延长寿命、恢复和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因此,健康状况与疾病特征是影响医疗消费的重要因素。老年人首先感知到的健康问题决定他是否进入医疗服务市场,本文采用自评健康状况、慢性病史和疾病严重程度3个变量反映老年人对自己是否需要消费医疗服务的感知。健康状况差或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平时可能会更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更注重医疗服务方面的消费,慢性病患者会长期服用相关药物,疾病的严重程度反映了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强度,所患疾病不严重时,老年人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就诊,当感知到疾病越严重时,他们就诊的可能性越高。

3.经济因素

影响医疗消费的重要变量还包括经济因素,例如,收入、价格和是否参加合作医疗等。收入增加意味着支付能力提高,这将促进居民医疗服务消费。大量研究表明,医疗产品是一种正常商品,医疗品价格的下降会促进人们对医疗品的消费。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需求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医疗服务价格的变化来实现,因此,要获得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作用的相关信息,关键取决于医疗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老年医疗保险是一种疾病经济风险分摊的形式,这种第三方支付的特征间接地降低了老年人支付的医疗服务价格,当前在中国农村实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具有这样的功能。

4.生活方式

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8项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吸烟、饮酒、滥用药物、体育活动少、高热量和多盐、轻信巫医、社会适应不良和破坏生物节律。吸烟会导致癌症、冠心病、肺病等疾病,目前,烟草的使用是世界死亡增长最快的原因之一;过度饮酒对人体肝脏和脑神经的危害最大,导致肝病、心脑血管疾病。

5.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

老年人的身体活动能力远不如年轻人,因此,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方便程度也是影响他们是否就诊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医疗支出来测度的医疗消费,其内涵不仅包括数量,也暗含了质量,因此,考虑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时应加入医疗服务质量因素。治疗效果或许是医疗服务质量的最直接的指标,但难以量化,较直观的测评方法是老年人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的评价。四、农村老年人口医疗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

1.模型选择

本文选取两部模型法,采用是否就诊和医疗支出两个指标考察老年人的医疗消费行为,其依据主要在于医疗支出有别于其他一些变量具有特殊的分布特征。第一,在一定时期内,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没有进行医疗消费,即医疗支出为零,然而,这部分零医疗支出是实际支出而并非潜在支出,因此,不能选用类似工资方程的Heckman两阶段法;第二,非零医疗支出高度有偏,这反映了如果采用线性回归将导致模型残差也不服从正态分布,不满足线性回归的基本假设。本文的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均值为元,标准差为,偏度系数为,峰度系数为,这说明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医疗支出也呈非正态分布。由兰德实验室提供的两部模型法解决了以上问题,它将居民医疗消费行为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为就诊概率模型,分析是否就诊的决策行为,公式(1)中Ii表示第i个人就诊的概率,当Ii>0时,医疗支出为正,Xi为第i个个体的特征变量。第二个阶段为医疗支出模型,分析医疗支出水平的决定因素,公式(2)中MEDi为第i个人的医疗支出,第二阶段的方程只有在第i个人就诊的条件下才成立[7]。

Ⅰ:Ii=Xi+βlE1i,E1i~N(0,1)(1)

Ⅱ:1nMEDi=Xiβ2+ε2i,ε2i~N(0,σ2)(2)

模型的第二阶段将医疗支出取对数,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医疗支出的非正态分布。对本调查老年人医疗支出取对数后进行正态性检验,偏度系数为,峰度系数为,卡方值为,相伴概率p值为,这说明取对数后的医疗支出已服从正态分布。

2.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两部模型和江苏省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构建了就诊概率模型和医疗支出模型,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就诊概率模型为probit模型,因变量设定为是否前往医疗机构就诊(是=1,否=0);医疗支出模型为对数线性模型,因变量为医疗支出的对数。

首先看就诊概率模型,模型通过了联合性检验,回归总体是显著的。变量“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数”、“家庭人均纯收入”、“是否参加合作医疗”和“疾病的严重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是影响江苏省农村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女性就诊的概率高,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中女性患病的概率更高,也有可能是在女性和男性老年人都患病的情况下,女性更注意对疾病风险的规避而寻求医疗消费。变量“受教育年限”的系数符号为负,说明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较高,这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本身身体状况更差,更容易生病就诊。家庭人数与就诊概率呈负相关,这说明家庭规模越大,可以降低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这可能是因为家庭人数多的老年人身体更健康,生病后得到子女的照顾也充分,因而同等情况下比家庭人数少的老年人就诊的可能性更小。变量“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系数为正,说明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经济水平的提高可能会促进老年人医疗消费,通过计算弹性值,老年人就诊概率的收入弹性为,说明当老年人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1%,就诊概率提高。“是否参加合作医疗”也是影响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医疗费用实行分段按比例报销,这相当于降低了老年人医疗消费的价格,因而能促进老年人就诊的概率。本文将全部样本疾病的严重程度分为4类:没生病、轻微、一般和严重,回归结果显示,疾病的严重程度是老年人就诊的主要影响因素,所患疾病越严重,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越高。另外,变量“年龄”、“单身”、“医疗服务价格”、“健康状况”、“慢性病”、“吸烟”、“饮酒”和“交通时间”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是影响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

模型二医疗支出模型也通过了联合性检验,回归总体是显著的。布罗施—帕甘(Breusch-Pagan)检验结果为卡方值,相伴概率为,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方差膨胀系数(VIF)均值为,最大值为,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总的来说,“教育年限”、“健康状况”、“疾病严重程度”和“医疗服务质量”是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老年人受教育年限与医疗支出呈正相关,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在医疗产品或服务上的支出越多;老年人健康状况越差,医疗支出越高;所患疾病越严重,医疗支出越多;医疗服务质量越高,医疗支出也越高。其他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是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从符号上看,男性的医疗支出比女性更高;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医疗支出越高;单身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高;家庭人数越多,家庭中老年人的医疗支出越低;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家庭中老年人医疗支出越低,可能的解释是收入增加带来的健康效应使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更为优良,因而医疗支出更低,这在封进等的研究中已得到证明[8],她将收入水平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分为两种效应:一是直接效应,即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居民对健康的需求增加,因而医疗支出水平更高,二是间接效应(健康效应),即通常收入较低的人健康状况较差,出于对风险的规避,医疗支出较高。本文的结果证明了在本次调查中,收入水平对医疗支出的作用表现为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即收入水平的提高改善了居民的健康状况,使得医疗支出较低。医疗服务价格对老年人医疗支出的价格弹性为,表明当医疗服务价格降低时,会促进老年人对医疗品的消费,医疗支出增加。老年人参加合作医疗会增加老年人的医疗支出,这是因为虽然合作医疗降低了医疗服务的价格,但促进了对医疗服务数量的消费而导致医疗支出较高。另外,吸烟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低,饮酒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高;老年人到服务态度较好的医疗机构就诊,其医疗支出也较高。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带来了一系列的老年人问题。江苏省是全国率先进入老年社会的地区之一,目前的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水平也较高,因此,研究江苏省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医疗消费问题具有代表性,本文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和政策含义:

第一,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老年人特有的生理特征和疾病模式决定了老年人群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更差,患慢性病的概率更高,更注重医疗和服务方面的消费。但由于老年人收入水平较低,因经济困难应诊而未诊的可能性也较年轻人更高,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本文认为,对于社会来讲,老年人问题的本质不是人口老龄化本身,而是对社会养老保障、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老年人福利等制度的挑战。

第二,一般来说,受传统的思想观念影响,老年人更希望自己儿孙满堂、人丁兴旺,亲情对老年人良好健康状况(包括生理、心理和精神)的保持有积极作用。实证分析表明,家庭规模大有利于减少老年人对医疗的消费,医疗支出也较低。如果我们能为老人提供一个温暖的家庭氛围,为独居的老人提供家庭式集体生活的福利院,使老年人感受到家的温暖,是社会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减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一个有效手段。目前,政府对老年人救助的供养方式一般分为家庭供养和集体供养,本文的结论为集体供养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

第三,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使老年人更倾向于规避疾病风险,导致就诊概率增加,但由于收入带来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而导致经济状况好的老年人健康状况更好,具有更低的医疗支出。因此,相应的政策含义是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这样可以降低医疗支出,节约社会医疗资源,有效地控制社会医疗卫生费用。

第四,控制医疗服务价格可以促进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使经济困难应就诊而不能就诊的老年人能进入医疗市场就医,使他们获得充分的治疗。目前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就是通过降低医疗服务价格,给予居民补贴,促进了老年人医疗服务的利用。

第五,实证分析也表明,医疗服务质量也是影响医疗支出的重要因素之一,这验证了医疗支出本身已包含医疗服务质量这一要素,为我们以后研究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时需要考虑医疗服务质量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1]顾大男.中国高龄老人就医及时性状况研究[J].人口学刊,2002(3):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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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润龙,鲍思顿,牛飚.江苏省高龄老人健康状况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1999(5):57-62.

关于消费行为的论文 第3篇

关键词:面子文化;旅游消费行为;认同;相互关系

一、“面子”与“面子文化”

对“面子”的阐述,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心理学意义和社会学价值两个方面:面子既被视为个人心理的一种自我意象,也被看做是一种尊严或地位的象征。Brown&Levinson(1978)以人们在交往中的基本愿望和需求为依据,将面子分为积极面子,即个人拥有行动自由,不受干涉的权利和消极面子个人正面的自我形象或个性受到赞许。朱瑞玲(1987)将面子划分为社会面子和自我面子两种。前者指符合外在社会要求的,包括个人拥有的身份地位、政治权利、学术成就等;后者指来自自我要求的,主要是个人内化的道德行为。周美玲(1994)认为,面子既是一种心理构建,也是一种社会构建。翟学伟(1999)认为,面子是一种由于个人表现出来的形象类型而导致的能不能被他人看得起的心理和行为。Spencer-Oatey(2002)则将面子分为质的面子,它与个人属性的价值相关和社会身份的面子,它与社会或团体的角色以及人们所感觉到的公共价值相关。刘继富(2008)认为,面子的实质是个体对自我在他人心中的价值和地位的关注,自我价值是面子的内核,社会性资源是面子的象征。戚海峰(2009)认为,面子实际上是个体在社会活动中所期望达到或维持的一种为他人肯定和尊重的理想状态 [1~7]。

中国人也常将“面子”称为“脸面”。佐斌(1997)通过实证研究归纳出中国人认为有失脸面的四类行为是:违背道德、隐私暴露、能力缺陷和不良习惯。中国人的面子类型则主要有道德性面子、地位性面子、才能性面子和人际关系面子等 [8]。为了要面子,于是乎就产生了做面子、给面子、借面子与面子、争面子与保全面子、撑面子、对面子与挽回面子、交换面子与赠送面子 [9]等行为,并进而逐渐形成了“面子”文化。

二、“面子”文化与旅游消费行为的关系

1.“面子” 文化在旅游消费行为中的表现

第一,旅游消费炫耀型。一些旅游者借某些超越其他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以炫耀财富、身份与地位。如一味乘坐豪华游轮或头等机舱、下榻高星级或奢侈型酒店、享用高档餐厅的美食,甚至进行奢侈、浪费、享乐主义的旅游消费,这其中也不乏诸多超出实际消费能力的行为。在炫耀性心理支配下的此类旅游消费行为,常被炫耀性旅游消费者视为“挣得面子”的手段。

第二,旅游消费跟风型。跟风型旅游消费行为指顺从社会潮流行为标准、规范及趋向引导而进行的旅游消费,在旅游目的地选择上表现为避冷趋热、求名求热以及被动旅游消费等。以农村居民为例,目的地选择多偏好大中城市和省内著名的风景名胜区[10],目的地城市选择则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热点地区 [11],为了“面子”宁愿忍受交通拥挤、住宿紧张、门票上涨的旅游环境,以致牺牲旅游质量。被动旅游消费的人,通常本无旅游消费意愿,或被人怂恿鼓动,或担心被看不起,或碍于“面子”不得不从众消费。

第三,旅游消费时尚型。当旅游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之时,某些旅游者为了有别于大众旅游,以突出自己的优越地位而尝试用更新颖、更刺激的旅游消费来建构旅游“面子”,并由此催生了许多时尚旅游方式的诞生,如背包游、徒步探险、自驾游以及高尔夫、潜水、跳伞、马术等所谓上流社会的旅游活动。

第四,旅游消费盲目型。盲目旅游消费是指旅游者不考虑收入约束、或不追求实际经济效用、或对旅游消费对象的判定熟悉不足而做出的非理性的消费决策和行为,究其原因实乃是“面子”这个东西在作祟。加上在某些旅行社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旅游产品的推波助澜之下,盲目旅游消费的倾向更加突出。据相关调查显示,“目前中国人的出境旅游消费已进入世界前列”[12],“购物是中国游客在境外自主消费的第一大项。境外购物大都瞄准了高档时装、名牌化妆品、品牌首饰、珠宝、名牌家电等商品。”[13]

2.“面子”文化与旅游消费行为的关系

(1)通过“认同”这一中间桥梁进行联接。 Theodorson(1969)认为,认同是一种同化与内化的社会心理过程,它是将他人或群体的价值、标准、期望与社会角色,内化于个人的行为和自我概念之中 [14]。“认同”概念可以用来表示主体性、归属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人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某种地位、形象和角色以及与他人关系的性质的接受程度” [15],它是人们存在于社会,与人进行社会交往、追求关系和谐的一种方式。

消费与“认同”有着密切的联系,“认同”支配了消费,而消费又体现了“认同”。一方面人们对自己地位、角色的认同,决定了他们的主要消费方式和行为;另一方面“人们借助于客观的符号来表现、传播和交流自己的认同” [15],因此,消费是一种表达认同的符号。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消费行为是一个涉及文化符号与象征意义表达的过程,它“既是建构认同的原材料,又是认同表达的符号和象征。” [15]

“面子”与“认同”同样有着紧密联系。“面子”是对“认同”的一种渴望和追求,“认同”是“面子”所追求的一种利益。“中国人消费行为中面子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消费过程中,对于相关群体对自身的评价与相关社会行为规范所固有的高度敏感性。”“面子的本质是个体在社会活动中所期望达到或维持的一种为他人肯定和尊重的理想状态,而它的作用机制则是认同地管理。” [7] 中国人的认同管理模式是置身于群体中的他人认同管理,其重心在于认同的外在与客观层面上,重视获得社会与他人对自身的积极评价,注重借助有形物品建立与他人之间的认同并传递认同感。

这种客观认同的存在,使得人们需要一种具有表现力的、可观察和被识别的符号,如借助某种特定的消费方式或举止行为,来得以被客观地认同。于是特定的旅游消费方式和行为也就成为一种被认同、进而转化为面子的手段。认同具有可塑性,一定的消费方式和行为可以成为塑造自我形象,并谋求某种身份认同甚至是超越现有身份阶层的手段。如炫耀型旅游消费行为,就是旅游者用以表现身份、地位和“自我”,建构“认同”进而挣得“面子”的方式。跟风型旅游消费行为则是旅游者处于其消费观众面前,为避免触犯集体意识而被迫进行的旅游消费活动,是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

可见,“面子”与旅游消费行为是通过“认同”或“认同”管理这一共同作用机制来发生关系的。

(2)共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旅游消费文化系统。消费文化是某一社会成员在消费方面内在和外在的行为规则,“包括消费哲学、消费价值取向、消费道德、消费行为、消费品位、消费审美 、消费心理等,这是人们在消费实践中形成的反映消费特点和了解的观念形态的总和。” [16] 由于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消费内容和消费行为都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而这种象征意义本身也是一种文化。

“面子”作为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在消费领域引导消费行为并形成“面子”消费价值观与“面子”消费文化。“面子”消费价值观和“面子”消费文化在旅游消费领域引导产生旅游消费行为,“面子”文化与消费文化共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旅游消费文化系统。如旅游者为“做面子”、“保面子”而进行炫耀性旅游消费或跟风型旅游消费行为以表现其身份地位;为“赠面子”、“撑面子”而盲目购物甚至于上当受骗。

(3)“面子”文化与旅游消费行为相互作用,并在社会变迁中发展变革。“面子”文化与旅游消费行为相互作用。一方面“面子”文化作为一种消费价值观念,对旅游消费行为具有引导作用;另一方面特定的旅游消费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和反映“面子”的得失。同时,旅游消费内容的丰富和方式的发展,也将充实旅游消费“面子”文化的内容,进而导致旅游消费价值观的演变甚至是重构。

作为旅游消费文化的旅游“面子”文化,具有文化的一般特性,即具有传承性、变革性和时代性。中国旅游消费文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当前的现状是贫困的、过度节俭的消费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过度超前的旅游消费文化,以及部分理性的、适度合理的旅游消费文化并存。随着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个性化、风格化的旅游消费行为将凸显其对旅游消费文化的影响,使之再建构。与之相应,引导某些特定旅游消费行为的“面子”文化的内容及其功能也会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面子”文化与旅游消费行为的关系(如图所示):

“面子”与旅游消费行为关系图

“认同”作为中介联接了“面子”与旅游消费行为,“认同”是“面子”追求的核心利益,“面子”则是“认同”的内容之一。“面子”文化作为一种消费价值观,引导了特定旅游消费行为的发生;“认同”支配着旅游消费行为,旅游消费行为则是建构“认同”的一种手段。“面子”文化、“认同”及该价值观引导下的旅游消费行为共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旅游消费文化系统。

三、发挥“面子”文化的积极作用,引导健康旅游消费行为

1.“面子”文化对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

“面子”文化对旅游消费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消极影响来说,出于“面子”考虑的旅游消费行为给旅游者造成了额外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压抑了旅游者的真实需求。跟风型旅游易造成目的地旅游设施的超负荷甚至资源被破坏。“面子”文化可能刺激某些旅游企业的“破坏性”建设和不道德旅游产品的开发行为,如高尔夫球场的兴建造成土壤和水质污染,某些“赌”、“嫖”产品污染了旅游环境。

“面子”文化对于旅游消费行为也具有积极影响,如同“面子”对人们积极上进、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等自身发展行为具有刺激作用一样,“面子”文化对旅游者也具有激励作用。“面子”文化能刺激新的旅游消费需求的产生,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旅游业的创新和发展。从直观结果来看,“面子”文化为旅游经济贡献了一定力量,尤其是“道德面子”规范,约束了旅游者行为,客观上提高了个体旅游伦理道德行为向公共旅游道德靠拢,对旅游道德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旅游消费中对“面子”的过分关注诱发旅游者的非理性消费行为,但充分发挥和利用“面子”文化的积极意义,将有利于理性、健康的旅游消费文化的建设,进而引导旅游者健康理性地旅游消费。

2.健康的旅游消费行为的发展趋势

从旅游审美文化的角度来看,旅游是涉及自然美、艺术美、生活美,使旅游者获得身心愉悦的综合性的审美享受。愉悦性和享受性应是旅游者在其旅游活动中拥有或追求的一种态度、价值观和心境,是其心灵和人性的回归。旅游者在旅游消费过程中得到的应是心理官能上的赏心悦目、掠奇揽胜和伦理道德层次上的震动与启迪。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最高层次需要是自我实现,旅游消费作为一种具有情感性、发展性的消费行为,其意义和发展趋势是使旅游者心灵得以充实、自身修养得以提高,为旅游者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提供途径。

从消费社会学的角度可知,旅游消费除了经济目标外,还应以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文化目标、可持续消费和发展为其实践目标。

3.发挥“面子”文化的积极作用,引导健康的旅游消费行为

旅游消费中关注“面子”、爱“面子”并没有错。因为“面子”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文明的标志,它是人们对自身形象的一种维护,是一种羞耻心理的行为表现,也是一种自我约束与激励的力量。鲁迅先生一句“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更是道出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面子”情节与文化。但若过分的“爱面子”甚至到了“活受罪”、“要面子不要脸”的程度,“面子”本身所承载的正面意义就将被异化了,并走向生活和人性的负面。

“面子”文化与旅游消费行为相互作用,并在社会变迁中发展变革,使得消极“面子”文化的弱化和匡正成为可能。而文化和历史的延续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又使得“面子”文化的更新及传统旅游消费模式的变革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为此,需要认识“面子”的本质特性,即它是一个常数,经不起肆意抢夺,必须流通(互让)。只有追求“无愧于心”(而非刮目相看)这一道德指标,才能实现“面子认同”这一利益。

四、结语

“面子”文化与旅游消费行为是相互作用的,并统一于旅游消费文化系统。“面子”文化是某些特定旅游消费行为发生的诱发因素,并同时关注一个核心利益――“认同”。“面子”文化对旅游消费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利于旅游者自我完善和旅游消费行为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说,发挥“面子”文化的积极作用,引导旅游者进行健康理性的旅游消费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而这种努力则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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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燕良轼,姚树桥,谢家树,凌宇.论中国人的面子心理[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7,(6):33-36.

关于消费行为的论文 第4篇

(一)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总体评价受访者对产品质量总体评价的数据显示,大部分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具有一定的信心,的认为产品质量比较好或非常好,不过也有的受访者认为产品质量非常差或比较差,的受访者表示对产品质量很难做出判断,认为产品质量存在不确定性。这一数据背后,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定位不同的购物场所的产品质量存在一定的差异:赴港购物者对香港的产品质量评价较高,几乎全部受访者对香港的产品质量表示认可,其中的受访者认为质量比较好,的认为非常好;消费者对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的产品质量也表示认可,其中的认为产品质量比较好,的认为非常好;对于本土连锁超市产品质量的评价则出现分化,其中的受访者认为比较好,的认为很难说,也有的认为产品质量比较差;对于小商品市场的产品质量评价中,只有5%的认为产品质量比较好,35%的认为很难说,60%的受访者认为较差或非常差。上述数据说明,消费者对不同供给场所的产品质量评价是不同的,对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和香港的产品质量评价较高,其次是本土连锁超市,对小商品市场的产品质量评价最低。对产品质量的总体评价,还可以从“最近一年在该购物场所是否遇到过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这一指标进行验证。赴港购物的消费者中有的受访者表示,在香港购物时从来没有或很少遇到产品质量问题;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消费者中有的受访者表示在这里购物时从来没有或很少遇到产品质量问题;本土连锁超市的数据则只有40%,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有时会遇到或经常遇到产品质量问题;小商品市场的受访者则有85%表示有时会遇到或经常遇到产品质量问题。

(二)消费者对产品价格的总体评价在对产品价格的总体评价中,的消费者认为产品价格比较贵或非常贵,的消费者认为很难说,也有的消费者认为产品价格非常便宜或比较便宜。不过,这一总体数据难以反映不同购物场所的结构性差异,研究发现,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的消费者中,有的受访者认为该购物场所的产品价格比较贵或非常贵,这一数据在本土连锁超市的受访消费者中占,小商品市场则是,赴港购物消费者对香港产品价格的评价中只有的认为比较贵。由此可见,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本土连锁超市和小商品市场的产品价格呈由高到低的差异变化。另一方面,香港的产品价格在汇率和产品自由贸易等因素的影响下,相对于内地产品价格而言比较低。消费者对产品价格评价是主观心理行为,会受到收入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对不同购物场所消费者的家庭年总收入对比发现,在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购物的消费者家庭年总收入相对较高,有的消费者称家庭年总收入达12万元以上,其次是赴港购物的消费者,为,再次是本土连锁超市,为,在小商品市场购物的消费者仅为。在这一收入效应的作用下,前面所分析的不同购物场所消费者对产品价格的总体评价可能存在更大的差异,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的消费者虽然总体收入较高,但仍认为该购物场所产品价格较贵或很贵,可能更加凸显出相对于其他购物场所而言的产品价格问题。

(三)消费者了解产品质量信息的难易程度在了解产品质量信息的难易程度方面,大部分赴港购物的消费者认为香港市场的产品质量信息比较容易了解,其中的认为非常容易,50%的认为比较容易;其次是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的消费者认为非常容易了解,的认为比较容易;而本土连锁超市的产品质量信息则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其中的消费者认为“很难说”,只有的认为“非常容易”,35%的认为“比较容易”,也有的消费者认为比较难以了解;小商品市场产品质量信息的了解最困难,65%的受访者表示“比较难”。四类购物场所在产品质量信息的了解上之所以存在差异,可能与产品的质量管理、市场的信誉、市场的法制水平以及真实披露产品质量信息的内在激励等因素有关。

(四)影响消费者选择购物场所的最重要的因素在问到“你之所以选择来这里购物,主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问题时,不同购物场所的消费者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的受访者中有的认为“商家的品牌信誉好”是他们来这里购物的最重要的原因,的认为是“产品质量有保障”,这两个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产品质量有关;本土连锁超市的受访者中的认为是因为“离居住地的距离近”;小商品市场60%的受访者也认为是因为“离居住地的距离近”,除此之外,也有的受访者认为是因为“产品价格便宜”;赴港购物的消费者中,达到的受访者认为是因为“产品质量有保障”,的认为是“商家的品牌信誉好”,的认为“能买到自己需要的品牌”。

(五)消费者最关注的产品信息不同购物场所的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对于所购产品相关信息关注的侧重点和关注程度是存在差异的。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的消费者中,非常关注的信息主要是产品的生产日期和有效期限()、包装是否完好()、是否是知名品牌()和有没有质量合格等认证标志();本土连锁超市的受访者非常关注的产品信息则主要是产品的包装是否完好()、产品的生产日期和有效期限()、是否是知名品牌()和有没有质量合格等认证标志();小商品市场的受访者非常关注的产品信息主要是包装是否完好()、产品的价格()和产品的生产日期和有效期限();赴香港购物的受访者非常关注的产品信息则主要是产品的生产日期和产品有效期限()、是否是知名品牌()、外形是否美观()等。

(六)消费者获取产品质量信息的主要途径关于获取产品质量信息的主要途径,对于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本土连锁超市以及赴港购物的消费者而言,大多数受访者表示通过“看是否为知名品牌”进行判断,比重分别达到、和,由此可见知名品牌不仅是产品的符号,在大多数消费者看来,也是判断产品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对于小商品市场的消费者而言,的受访者表示是根据自己经多次购买而积累的经验来获取产品质量信息,这种基于个人经验获取产品质量信息的做法,可能是披露的产品质量信息缺乏可信度的市场环境所逼,也将由于个人经验的差异而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七)购物过程中遇到最多的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对于“遇到最多的产品质量问题”的回答中,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以及赴港购物的受访者均认为主要是存在“以次充好”,分别占到和;本土连锁超市的受访者则认为存在“过期产品仍销售”、“虚假或错误标签标识”等问题,分别占和;小商品市场的产品质量问题更为多样化,存在“以次充好”、“短斤少两”、“过期产品仍销售”等多种问题。

(八)遇到产品质量问题时采取的措施在购物过程中遇到产品质量问题时,绝大部分消费者一般都倾向于采取直接找产品销售人员理论的办法,这可能是消费者遇到问题时的一种本能性反应。只有部分赴港购物和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的消费者会向质量管理部门投诉,而本土连锁超市和小商品市场的消费者较少采用这种较为理性的维权方法,可能是消费者对于质量管理部门的信任度上存在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土连锁超市、小商品市场以及赴港购物的受访者中,有不少人对于遇到产品质量问题时“自认倒霉”,分别占、30%和,这可能反映了消费者对于维权知识或能力的缺失,或者对于维权的效果缺乏信心,对于赴港购物而言,可能对于香港的权利救济方法不了解。

二、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第一,产品质量存在市场纵向分层现象。从消费者评价的角度来看,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和香港的产品质量相对较高,其次是本土连锁超市,小商品市场的产品质量相对较差。第二,产品质量是吸引消费者前往香港或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购物的重要影响因素,消费者认为在这两个消费场所遇到产品质量问题的概率相对较小。第三,产品价格和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存在市场分层现象。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本土连锁超市和小商品市场的产品价格呈由高到低的差异变化,而香港的产品价格在汇率和产品自由贸易等因素的影响下,相对于内地产品价格而言比较低。在购物场所的选择上,消费者因收入约束而存在差异,总体上,前往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或赴港购物的消费者收入水平高于前往本土连锁超市的消费者,在小商品市场购物的消费者收入则最低。第四,不同消费者因收入水平的约束和对产品质量的偏好不同,对产品价格和产品质量的边际变化的敏感度存在差异。赴港购物和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的消费者对产品价格的敏感度低于本土连锁超市和小商品市场的消费者,但对产品质量的敏感度则高于后者。第五,不同购物场所在产品质量信息披露上存在差异,导致消费者获取产品质量信息的难易程度上不同。在获取产品质量信息的难易程度方面,赴港购物和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的消费者认为比较容易,而本土连锁超市次之,小商品市场则最为困难。第六,不同购物场所通过市场细分的差异化经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对于消费者而言,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和赴港购物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商家品牌和产品质量保障;而本土连锁超市和小商品市场的竞争力在于离居住地的距离近,容易满足消费者的便利性需求,其中小商品市场还存在产品价格便宜的优势,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第七,不同消费者对产品信息的关注点存在差异。在对产品相关信息的关注方面,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本土连锁超市和赴港购物的消费者均关注产品的生产日期和有效期限、包装是否完好以及是否是知名品牌,而小商品市场的消费者不太关注是否为知名品牌,但对产品的包装是否完好、产品的价格以及产品的生产日期和有效期限非常关注。第八,不同消费者获取产品质量信息的途径或方式存在差异。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本土连锁超市和赴港购物的消费者非常注重品牌背后的产品质量信息,而小商品市场的消费者则主要根据自己经多次购买而积累的经验对产品质量信息做出判断。第九,不同购物场所存在的产品质量问题有所不同。在遇到的产品质量问题中,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和赴港购物的消费者认为主要是“以次充好”问题,本土连锁超市的消费者则认为存在“过期产品仍销售”“虚假或错误标签标识”等问题,小商品市场还存在“短斤少两”“过期产品仍销售”等产品质量问题。第十,在遇到产品质量问题时,消费者往往倾向于采取直接找产品销售人员理论的办法,向质量管理部门投诉等其他深层次的维权办法在实践中较少使用,还有不少消费者在遇到产品质量问题时存在“自认倒霉”的心理,因此,需要建立一套有助于消费者合理、有效维权的产品质量救济机制。

关于消费行为的论文 第5篇

1.灰色GM(1,1)模型GM(1,1)模型,是灰色系统理论中被普遍应用灰色预测模型之一,该模型由单一变量的微分方程所组成,通过对复杂系统中起主导要素观测值的拟合,预测并揭示整体未来发展的趋势,在社会经济、管理决策、农业规划、气象生态等各个部门和行业被广泛使用。闵惜琳(2005)建立了广东省科技人才需求量的灰色预测模型,同时验证了模型的精确度。曾波(2009)运用GM(1,1)模型,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进行了模拟与预测。高红(2014)针对我国制造业电力消费,运用GM(1,1)模型做出了有效预测。因此,笔者认为,顾客的未来消费行为模式,也是一个包含不确定因素的复杂灰色系统,结合RFM模式分析和灰色系统预测理论中的GM(1,1)模型,可对消费行为作出准确预测。

(1,1)模型的应用顾客的消费行为模式由F和M两个维度构成,即需要分别对每个维度上顾客行为进行预测。首先构建购买频率F维度的预测模型。设原始顾客购买频率F的序列为。发展灰度覾的取值,直接决定了GM(1,1)方程的适用度。当覾≤时,模型对于短期或中长期预测有着很好的效果;当覾>时,所建立模型的预测效果达不到预期值,需要对模型中的变量做进一步调整。预测顾客消费金额M,可使用相同的方法,得到M(0)(k+1)的预测数列。根据顾客购买频率F与购买金额M两个维度的预测结果,可分析未来顾客未来消费行为模式的变化。

二、实例验证与分析

1.实例验证笔者选取某商业银行的顾客作为验证对象。一方面,是由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大量外资银行进驻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实质上就是对顾客资源的竞争,银行现有顾客资源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决定了其在竞争市场中的地位。因此,对判断顾客行为并建立与顾客的良好关系,成为目前商业银行亟需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商业银行对顾客的交易行为能够建立更全面的数据库,本研究所需的顾客数据获取较为简便。笔者依据研究需要,选择样本时间区间为2013年8月~2014年9月共14个月,并从数据中心随机获取158位顾客的历史交易数据。为了保证结果的真实有效,对统计信息缺失或疑似临时账户的31个异常客户进行剔除,剩余127名客户的统计数据进行消费行为分析。将样本分为两组:第一组2013年8月~2014年4月的客户数据作为预测组;第二组为2014年5月~9月作为验证组。最后,依据公式(5),预测在2014年5月~2014年9月顾客消费行为F和M的表现,进而可预测顾客未来的消费模式。通过与对照组数据进行比较,预测结果与原消费模式一致,均为“FM”,具体结果如表3、表4所示。采用相同的方法,重复以上计算过程,对预测样本中127名顾客未来5个月的行为表现进行预测,结合验证组对应的数据作出行为模式分析。由于预测样本量较大,笔者只列出部分顾客的预测结果,分别如表3、表4所示。

2.检验与分析得到预测结果后,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笔者从模型预测效果和预测精度两个角度作出验证。首先,通过两组数据对比检验模型的预测效果,即比较顾客预测消费模式与真实消费模式,以1个月、3个月、5个月为时间节点,分别对三个阶段顾客消费行为模式的预测效果进行统计,得到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中可得到两个结论:一是模型对较近时间节点的行为预测具有较高的准确度,预测下一个月顾客行为模式的准确率为;二是模型预测的准确度,随预测时间长度的积累而降低。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顾客在与银行建立长期关系的过程中,会形成一定的消费行为习惯,即在短期内,顾客自身具有惯性消费行为。所以,笔者建立的模型在短期有良好的预测效果。此外,随着时间跨度的增加,市场环境可能出现较大波动,顾客从竞争对手以及其他消费者获取更多的信息,银行的业务未达到顾客预期等等这些动态因素,均会对顾客的消费行为产生较大影响。由模型效果检验的结果可知,近期的预测结果准确度较高。因此,只选择“1个月”的预测结果计算试验样本的相对误差值,得到127名顾客预测结果的相对误差值。(k)的统计值如表6所示。从统计结果看,相对误差均值为。说明该模型可以用于预测,但尚未达到模型精度的指标标准,距精准预测仍有可改进之处。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