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论文1500字 第1篇
经过世纪之初的酝酿和发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具有新观念和新形态的唐诗研究著作陆续产生。概述性的如费有容《唐诗研究》（大东书局1926）、许文玉《唐诗综论》（北京大学出版部1929）、胡云翼《唐诗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苏雪林《唐诗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杨启高《唐代诗学》（南京正中书局1935），专题性的如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陆晶清《唐代女诗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孙liáng＠②工《唐代的劳动文艺》（上海东亚图书馆1932）、刘开荣《唐代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或从整体概括，或就局部开发，均能自出手眼，不囿于传统，其表述的系统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亦迥异于前人的诗话、诗论。此外，对具体作家如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孟郊、韩愈、白居易、贾岛、李贺、杜牧、李商隐、罗隐、韦庄等，亦皆有年谱、评传、研究专著及论文问世，体现着进入现代学术领域的唐诗研究的初步业绩。
这个时期的学者中贡献较大且最具特色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岑仲勉、钱钟书诸家。闻一多给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以此为凭藉来把握唐诗的发展流变，便有一个纵贯全局的眼光。他的《唐诗杂论》和后经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皆为未完成的著述，却处处显示出文学史家的宏通视野，至今还给人以启迪；所选《唐诗大系》，亦能突破传统正变观的拘限，多从艺术性着眼，成为这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朱自清专门评论唐诗的著述并不多，但他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文，对唐诗的题材、作法、体裁、流变、格律、声调等问题有较全面而中肯的解析，为阅读和批评唐诗指示了门径；所撰《经典常读》中力破固有的唐宋门户之见，主张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衡量宋诗变唐的利弊得失，使得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公案有了明确的方向，也给后来缪钺、钱钟书等有关唐宋诗风的异同比较提供了依据。陈寅恪和岑仲勉，则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观照唐诗，所创“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将史学与诗学熔为一炉，不仅丰富了诗、史双方的研究资料，还广泛涉及唐代社会经济、政治、科举、宗教以及民族交往、国际交流与诗歌创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展现出文学与人生诸方面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至于钱钟书《谈艺录》一书系用传统笔记体裁写成（其中相当部分述及唐诗），虽不重理论建构，而每下一断语，必穷源竟委地引证中外古今文献资料，以期在互参互证中使问题得到生发，故被誉为文学上比较研究之典型。以上诸家各从不同的思路进入唐诗园地，他们的学术成果对于整个20世纪古典文学学科皆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唐诗研究的再度繁荣，是70年代末以后的事。在这最近20来年间，思想的活跃、队伍的壮大、学会的组织、对外的开放，从各个方面推进研究工作，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动向。
其一是资料建设的加强。资料及其考辨，是科学工作的基础，理所当然地占据着新时期唐诗研究的首要位置，其成绩也最为显著。诗篇辑佚方面，继王重民于60年代辑成《补全唐诗》104首和《补全唐诗拾遗》127首，后有孙望《全唐诗补逸》20卷收诗830首，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21卷收诗1000余首，陈尚君《全唐诗续拾》60卷收诗4300余首，并经陈尚君统一整理、汇编为《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删繁订误，共得诗6300余首。诗集笺校方面，康金声等《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任国绪《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_）、郭鹏《寒山诗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徐鹏《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_）、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2）、陈铁民与侯忠义《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瞿蜕园与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安旗等《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陶敏等《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华忱之等《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瞿蜕园《刘禹锡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_）、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罗时进《丁卯集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等，都是具见功力的注本，而詹yīng＠③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和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_），更带有结集的性质。诗人诗作考订方面，除单个作家的年谱、传记外，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及其《续编》（巴蜀书社1987）、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巴蜀书社_）、吴汝煜等《全唐诗人名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和《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等，都是把考证工作放到唐代历史文献参合比较的大范围里展开而有新的创获，特别是傅璇琮主编并有全国20多位学者专家通力合作而成的《唐才子传校笺》一书（中华书局1987-1995），对唐代近400余诗人的生平事迹加以系统爬罗梳理，称得上集大成之作。其余如书目、版本研究方面，有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陈伯海与朱易安《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8）、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以及台湾学者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集目》正续编（五南图书公司1996）等；研究资料集成方面，除中华书局续刊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李白、韩愈、李贺、李商隐数家外，另有傅璇琮等《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陈伯海等《唐诗论评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等。
其二是研究领域的开拓。针对以往的研究工作多集中于几个大诗人身上的不足，新时期唐诗研究有了全方位的拓展。大家续有深入，甚至像初唐宫廷诗人、大历诗人群、晚唐诗人群以及其他过去不被人注目的“小家”，亦开始受到普遍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对象正逐步由单个作家向综合性课题转移，且广泛涉及各个领域。其中综论唐诗的，有陈贻xìn＠④《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房日晰《唐诗比较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邓仕梁《唐宋诗风》（台湾书店1998）等；集中考察一个时段的，有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东方出版社1997）、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傅绍良《盛唐文化精神与诗人人格》（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与《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吕正惠《元和诗人研究》（台北东吴大学中文所1983）、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分体论述的，有黄盛雄《唐人绝句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周啸天《唐绝句史》（重庆出版社1987）、赵谦《唐七律艺术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孙琴安《唐代律诗探索》（西南交大出版社1998）、王锡九《唐代的七言古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张修容《中唐乐府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等；按题材及流派着眼的，有许总《唐诗体派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蔡石麟《晚唐社会诗研究》（台北复文出版社1986）、洪赞《唐代战争诗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冯艺超《唐诗中和亲主题研究》（台北天山出版社1994）、颜进雄《唐代游仙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王隆升《唐代登临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林香伶《唐代游侠诗歌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黄浴沂《唐代新乐府及其代表作品》（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等；追索唐诗与社会历史文化各部门之间关系的，除漓江出版社1996年刊行的系列丛书《唐诗与舞蹈》（张明非）、《唐诗与庄园文化》（林继中）、《唐诗与音乐》（朱易安）、《唐诗与绘画》（陶文鹏）、《唐诗与科举》（陈飞）、《唐诗与道教》（黄世中）之外，尚有任半塘《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吴相洲《唐代歌诗与诗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陈华昌《唐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萧丽华《唐代诗歌与禅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查屏球《唐学与唐诗》（商务印书馆2000）等，其中最热闹的话题还是唐诗与音乐、与佛教的关系；另外，有关唐诗接受史的研究亦已展开，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鹭江出版社1996）、蔡瑜《唐诗学探索》（台北里仁书局1997）、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乃至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_）、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等，皆已显示了初步的业绩。在这方方面面成果的基础上，遂有加以总结、提炼，以期对唐诗作一宏观、整体把握的需要，像刘开扬《唐诗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罗宗强《唐诗小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张步云《唐代诗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许总《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杨世明《唐诗史》（重庆出版社1996），都是新形势下的史学专著，给唐诗发展流程勾画出更翔实也更精细的脉络；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郭扬《唐诗学引论》（广西人民出版社_）、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则带有横向归纳的性质，就唐诗的质性、渊源、流变、体类、流派、法式及学术史诸问题进行概括，试图为新一代唐诗学的理论建构开辟途径。
唐代文学论文1500字 第2篇
摘 要： 段永升博士新著《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是唐诗研究的一项新成果。该著作新颖的研究视角、宏阔的研究视野、通脱的学术思考、谨严的学术态度是对唐诗研究的新开拓。
关键词： 唐诗研究 道家道教 研究视角 研究视野
段永升博士《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①一书是唐诗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成果。该著作对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具体情况做了全面而细致的研究。这部著作在学术视野、学术态度、研究视角和理论思考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
一、新颖的研究视角
有关唐代诗人诗歌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若再无新的研究视角，唐诗的研究的确难出新。《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能独辟蹊径，从接受美学角度对唐代诗人诗歌做全方位的深入解读，为唐诗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借鉴。
二、宏阔的研究视野
《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一书，最大的特点是其宏阔的学术研究视野。
唐代文学论文1500字 第3篇
1体育史学价值全面、翔实的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2体育文学价值
唐代的体育和诗歌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两朵奇葩。它们同属于社会文化现象，具有相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唐代体育题材诗歌描写的内容大体可分为流行运动项目、节令体育活动、休闲娱乐活动以及女子体育活动等类别。唐五代宫词中的游艺题材诗歌，包含许多体育内容，是唐代体育文学的组成和遗风。这些诗歌格调清新豪放，文笔优美细腻，情景描写绘声绘色，人物勾画活灵活现，体现了一定的画面美、形象美、动作美和意境美，展现了唐五代时期刚健、活跃的生活场面和精神风貌，堪称当时宫廷文化、宫廷体育的缩影。这些宫词，用诗歌的形式，几乎全天候、多方位、艺术化地展示了宫女的游艺和体育生活，如春日踏青:“新晴草色绿温暾，山雪初消渐出水。今日踏青归校晚，传声留著望春门”(王建《宫词》第48首);夏日弹棋:“炎炎夏日满天时，桐叶交加覆玉墀。向晚移镫上银簟，丛丛绿鬓坐弹棋”(王涯《宫词》第19首);秋日扑蜓:“秋晚红妆傍水行，竞将衣袖扑蜻蜓。回头瞥见宫中唤，几度藏身入画屏”(花蕊夫人《宫词》第116首);清早打球:“宿妆残粉未明天，总立昭阳花树边。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王建《宫词》第81首);中午围棋:“日高房里学围棋，等候官家未出时。为赌金钱争路数，专忧女伴怪来迟”(花蕊夫人《宫词》第99首);夜间藏钩:“管弦声急满龙池，宫女藏钩夜宴时。好是圣人亲捉得，便将浓墨扫双眉”(花蕊夫人《宫词》第69首);野外射猎:“日晚宫人外按回，自牵骢马出林隈。御前接得高叉手，射得山鸡喜进来”(花蕊夫人《宫词》第127首);水上垂钓:“钓线沈波漾彩舟，鱼争芳饵上龙钩。内人急捧金盘接，拨剌红鳞跃未休”(花蕊夫人《宫词》第61首);花间捉蝶:“便殿朝回卸玉簪，竞来芳槛摘花心。风和难捉花中蝶，却向窗间弄绣针”(和凝《宫词》第98首)等等。特别是，这些宫词并未一味地描写大内宫女的苦寂、悲催生活，而是从生命视角、人性视野看待和描绘宫廷内的各种活动，成为透视唐五代时期宫廷生活的全景天窗、描绘宫女生活的优美画卷，堪称为该时期体育文学的典范。
3体育民俗学价值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昌盛时期，五代是这一盛世的延续。在继承传统节日形式和内容的基础上，极具激情和想象力的唐代人创造出了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相应地形成周期性的民俗活动。唐代人欢度节日，除了传统的庆祝方式以外，往往采取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来进行庆祝。这些活动不但丰富了节日的内容，而且构成了唐代体育的独特组成部分—节日体育和民俗体育。唐五代宫词对这一时期皇宫内开展的节日体育和民俗活动给予了揭示。在寒食(清明)期间，相应的体育、民俗活动主要有打球(步打)、蹴鞠(白打)、斗鸡、秋千等活动，如寒食打球(步打):“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王建《宫词》第73首);寒食蹴鞠(白打):“宿妆残粉未明天，总立昭阳花树边。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王建《宫词》第81首);寒食斗鸡:“寒食清明小殿旁，彩楼双夹斗鸡场。内人对御分明看，先赌红罗被十床”(花蕊夫人《宫词》第124首);寒食秋千:“春风摆荡禁花枝，寒食秋千满地时。又落深宫石渠里，尽随流水入龙池”(王涯《宫词》第15首)。在春季，还经常开展一项民俗活动———斗草游戏。如比试花草种类:“水中芹叶土中花，拾得还将避众家。总待别人般数尽，袖中拈出郁金芽”(王建《宫词》第85首);斗草时丢失东西:“斗草深宫玉槛前，春蒲如箭荇如钱。不知红药阑干曲，日暮何人落翠钿”(花蕊夫人《宫词》第55首)。宫女在七夕节这一天开展乞巧活动，如七夕夜上楼穿针:“迥出芙蓉阁上头，九天悬处正当秋。年年七夕晴光里，宫女穿针尽上楼”(王涯《宫词》第21首);仰望星空和崇拜织女:“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嫔乞巧忙。总上穿针楼上去，竞看银汉洒琼浆”(和凝《宫词》第55首)等。民俗“表现为一种习惯或定式，在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大量存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进、变化，具有相对稳定与长久遗存的特征。”这些宫词对当时存在的节日民俗活动进行了如实、生动的记录，是展现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百科全书，也是考察古代体育民俗活动的珍贵材料。
二对当代体育发展的启示
“侯门一入深如海”(唐代崔郊《赠去婢》)。掖庭女子最大的痛苦，就是一旦进入内苑，就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后宫美人无数，君主无法遍幸。女子进入深宫，就意味着葬送青春、爱情与生命。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宫女，她们终生禁闭在宫墙里，漫漫长夜，年复一年，青丝染成了白发，红颜熬成了枯容，在寂寞与悲凉中耗尽了青春与生命。即使是一时得宠的后妃，一旦年老色衰或者在争宠中落败，也会成为君主的弃物，只能在冷宫空对春花秋月，与宫女同样吟唱哀歌。这是对人性最残酷的扼杀，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恶之一。但上述宫词展现的不是深宫女子孤寂、悲戚的生活，而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游艺、体育活动，引人深思。“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语)。唐五代宫女这种炼狱中的欢歌，给人们带来了些许思考与启迪。
1游戏是人的本质需求
封建社会的后宫制度，一方面是君主的疯狂，不择手段地占有女性;另一方面必然是宫廷女子性的禁锢与饥渴。九重之内，真正的男子只有皇帝一人，数以千计的宫女，君主无法遍幸，这就使宫中女子的心灵受到严重扭曲，甚至出现种种病态。清代大汕厂翁在其《海外纪事》卷六中说:“人各有为适情之具，诗、书、六艺而外，以及品茶、饮酒、钩弋、声色、陆博，凡所以引人耳目口体之交者，不一而足。盖血肉之躯顽然独守，使五官四肢绝不与物接，则气脉郁结不得流利，天机亦将沉滞于枯寂而不复发扬。是则适情之具，外可以运行气脉，内可以发越天机，而为人之助者不少。”准确地揭示了游戏的生理学本质与功能。可见，参加各种活动，无疑是宫女们极度压抑的身体、精神的一种宣泄，给人们展示了大量体育、游艺活动中宫女活泼、欢乐的形象。因此，无论古代或现代，无论生活环境封闭或开放，人都有休闲、娱乐的需求，而人的体育、游戏需求也应该得到满足。
2游戏是人的基本
自由生命力是通过人有激情的活动表现出来的。“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征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征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深宫里的女子自觉地加入各种活动中，以体现她们作为“人”所具有的生命力。宫女们参加这些活动，固然有引起注意以博取君王欢心的动机，但更本质的原因在于她们追求自由的意识。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宫女们只得在各种活动中求得暂时的自由。德国著名学者席勒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他认为游戏状态是一种克服了人的片面和异化的最高的人性状态，是自由与解放的真实体现。因此，体育、游戏是人的一项基本自由，应该得到重视和保障。在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当下，青少年的体育、游戏权利被活生生地剥夺，孩子们与禁闭在森严深宫中的宫女有何区别?所以，应当给予青少年适当的体育、游戏时间，使之在繁忙的学业中放松心情，调整心态。
3游戏是了解社会的窗口
游艺习俗既有着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又是了解各历史时期社会面貌和时代精神的基本渠道。正如荷兰著名文化史学家赫伊津哈所言:“历经多年，我逐渐信服文明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兴起并展开的。”在炼狱般环境中生活的唐五代宫女依然在游戏着，这是生命的力量，更是游戏的魅力。上述宫词对宫中各种游艺、体育活动的详尽描述，是当时宫廷文化的反映，也是有唐五代开放、刚健、活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的折射。因此，体育、游艺的发达，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志。尤其是到当代，发达的体育产业、游戏产业，不但能带来经济效益，而且成为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三结语
唐代文学论文1500字 第4篇
美育不仅能促进智育和德育，自身也有独立的地位，对完善学生个性起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古代诗歌很多都是借感性形象来传达情感的，所以学习古代诗歌，品味诗的意境，体味诗的感情，有利于学生的审美品位、智力开发、情感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
隋唐文学继六朝之后，又兴起了一个以诗的兴盛为特征的文艺高潮。唐代统治者从唐太宗开始就十分钟情于文学，对六朝的诗赋更是宠爱有加，这就促进了文人们对文学艺术技巧的精研。滥觞于隋代、完备于唐初的科举制度，对文士学习诗赋起到了历代皇朝无法比拟的刺激作用。而唐代的书法、绘画与雕塑、建筑等艺术门类也十分发达，围绕着这些艺术门类，许多文艺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传统德育中的一些范畴与命题作了阐发，形成了新的艺术美学理论。
一、初唐史家的德育观
隋唐文化直接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的传统。这两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虽是北朝的后裔，但北朝晚期统治者沉溺于南方的绮艳文风，“唐兴，诗人承陈情风流，浮靡相矜”。因此，如何对六朝文学进行反省，改革文风，使文学艺术同唐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相一致，这是唐初统治者面临的文化建设问题。类似刘勰《文心雕龙》折中文质、斟酌古今的观点与方法受到统治者重视，从而开启了初唐史家的文学观。
二、陈子昂与李白的德育观
初唐著名文人、思想家陈子昂，他倡导汉魏风骨，开启一代诗_新之风气。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主要见于他的《修竹篇序》，文中所说“文章道弊”，就是指汉魏风骨与正始之音到了晋宋之后失传了，迄至齐梁时代，文人们竟相吟咏山水与女色；又如“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传统的“比兴”一般强调比显兴隐，用形象的手法写出政教的道理，陈子昂独创的“兴寄”概念偏重于个体的感受与寄托，倡导在作品中寄慨遥深，意在言外。这样的兴寄在阮籍的《咏怀诗》中表现得最为显著。陈子昂的美学主张纠正了六朝与初唐文风沉迷形式、忽略思想的偏差，对唐代的诗_新具有开拓的意义。
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李白，他的文学主张与陈子昂相同，以复兴诗教为己任。在《古风》（其一）中写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从这首著名的诗中我们可以见出，李白要求恢复《雅》、《颂》中的开明政治。儒家认为《诗经》中的雅颂之音反映了周代开国之初的政治清明，李白对此十分向往，而对战国动乱与秦朝暴政十分愤慨，这正是他“济苍生”、“安黎元”思想的反映；他也十分推崇屈原的《离骚》，在《江上咏》中慨叹“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认为屈原之后，他的弟子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丧失了风骚精神；李白指责建安之后的文学失去了以悲为美的传统，这种思想与刘勰、钟嵘的美学宗旨十分接近；但是，李白虽然说过“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但是他并不否定绮丽之美，而是要否弃那种雕琢辞令、放弃清真的美。正如他对韦太守的诗的评价：“清水出荚蓉，天然去雕饰；逸兴横素波，无时不招寻。”
李白主张的“逸兴”都追求率兴而感，将深挚的思想内容与自然的风格统一起来，认为这样才能继承风骚教化传统。在《古风》三十五中他写道：“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李白对那种丑女效颦、邯郸学步式的做法无情的嘲笑，称赞庄子所说的匠石运斤成风、一气呵成的创作，认为要恢复雅颂传统，首先要破除齐梁文学中过于雕琢的风格。李白的诗开起了盛唐风气，五言与七言俱用，将诗歌引向意境清新、语言生动的方向。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对盛唐德育做出了贡献。
三、白居易、韩愈的德育观
白居易的诗学观结合中唐时代文学发展的情况，对先秦两汉以来的儒家的风雅与美刺传统作了新的发挥，是自汉末诗教衰落以来对文学政教传统的再度弘扬，其思想比陈子昂、李白更为激切。
白居易为了使新乐府诗合于所谓“风雅比兴”的创作手法，还倡导“辞质”、“言直”、“事实”、“体顺”的要求。在《新乐府序》中，他提到自己的创作：“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在这些要求中，白居易最突出的是内容的可靠与语言的朴实无华，他之所以反对六朝文风的绮靡，也是因为这些作品有悖于政教的宗旨。白居易在中唐年代国力不振、皇权衰落之际，挺身而出，以一介文士身份大声疾呼，要求恢复文学批判现实，警醒当世的作用，弘扬传统德育中的讽谏精神，表现了传统文人的忧患精神。
韩愈则继承了荀子、扬雄、刘勰以来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认为文道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合一的。文以明道，文以宗经，因此，学习古文，就在于由道及文：愈之为古文者，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辞后》）韩愈为此号召他的弟子为文首先要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这螳古文不但指圣人的经书，而且还包括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的古文。韩愈是一位文学家，当他进入文学创作领域时，他倡举的“道”往往是从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去立言倡论的。
韩愈这一段话继承了孔子的“诗可以怨”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以及六朝钟嵘等人“吟咏情性”的文学观念，认为优秀作品都是不平则鸣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道统之说。韩愈不但承认伊、周、孔、孟等人的善鸣，同时也肯定杨、墨、老、庄等人的善鸣。在《荆潭唱和诗序》中他提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认为历史上作家的优秀作品大都是遭受不幸之后发愤而作的，而那些志满意得的王公贵族往往无暇为之。他的这些精彩观点，突破了传统的以和为美的文学观念，是中国古愤著书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四、皎然的诗学德育观
皎然（生卒年不详）是谢灵运的十世孙，也是中唐时代的一位诗论家，他的诗学融合儒道与佛教，将儒家的教化论与道家的创作论相糅合，倡导“诗之中道”，即以和为美的审美规范。在《诗式》中“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显然是调和儒家诗教与佛教之思想的。所谓诗为六经之首，最得风教之旨，是传统的说法，但皎然将诗教与佛教之“众妙之华实”的说法融合一体。“众妙”一词，道释均有解说，主要是指一种不可言说的玄境与禅境。皎然将诗说成是“众妙之华实”，是指诗歌有无穷的奥秘可寻，是语言所无法描述的。皎然认为，要论诗歌的德育与教化问题，首先要将诗歌的特殊规律弄清楚，这样才能使诗歌发挥其教化作用，“庶有益于风教矣”，像白居易那样，将诗歌作为谏书，不顾诗歌的特殊规律，只会抹杀诗歌的德育作用。
唐代文学论文1500字 第5篇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鉴赏唐诗，首先要对“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别有个概要的了解，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更好地领略其妙处。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如大家熟悉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五言绝句，它必须是四句20字。其次它必须依照用韵要选一个韵部的字作韵脚①，这首诗的“流”、“楼”两字就属“十一尤”韵。再次，它用的字必须合乎规定的平仄格式，这样读起来才抑扬间错，和谐动听。这首诗的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用·标出来的字可平可仄，其余的字不能变通。平——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平声字；仄——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字。按现代汉语说，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字属平；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字属仄。绝句诗上下句之间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这首绝句全首对仗，后两句“欲穷”对“更上”，“千里”对“一层”，“目”对“楼”。我们举《登鹳雀楼》这首诗来说明近体诗最基本的格律要求，此外五言绝句还有三种平仄格式，共四种格式。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也都各有四种平仄格式。关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只举上例作些提示，不再详细介绍了。如果不想创作这类诗，只是鉴赏前人作品，那么关于格律的要求知道得粗略些，也是无妨的。七言绝句，我们举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来看: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帆泊何处? 天涯一望断人肠。表达了送别友人远行时留恋怅惘的感情。全诗四句，28个字，押的是“七阳”韵，平仄按规则。因绝句允许不对仗，这首诗就没有对仗。五言律诗，我们看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这是除夕之夜晚远离家乡亲人独宿逆旅感慨自身遭际的诗。全诗八句，40个字，押“十一真”韵，平仄合规则。律诗的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如这首的颔联“一年”对“万里”，“将尽”对“未归”，“夜”对“人”；颈联“寥落”对“支离”，“悲”对“笑”，“前事”对“此身”。七言律诗，我们看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寥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这是柳宗元被贬到蛮荒的柳州，送别堂弟柳宗一去江陵时写的诗，情绪极度感伤悲愤。全诗八句，56个字，用的是“一先”韵，平仄合规则，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七言律诗第一句多用韵，也可不用韵，这首用韵。律诗中还有一种“排律”（延长），即把律诗延长至10句以上乃至百句，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所有出句与对句全要对仗。排律通常为五言。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