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论文 第1篇
关键词：功能理论；民俗文化；翻译
一功能理论概述
基于功能理论视野下的翻译论是在20世纪起源于德国的一种新型的翻译理论观念。它强调在翻译过程中不能只是注重对原文以及译文两者之间进行文章翻译的评价，而是强调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能够在对原文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功能翻译理论运用一定的翻译原则对文章进行翻译[1]。这种基于功能理论视角下的翻译方式与传统的那种强调文本等值的翻译原则相较而言具有明显的科学性。
二民俗文化概述
（一）民俗文化内涵概述
民俗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蕴含着那个时代、那个民族下丰富的精神生活以及物质生活状态。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看出，民俗文化是老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基于时间方面的视角观察，民俗文化是在整个人类演进过程中逐渐积淀而成；基于空间方面的视角而言，民俗文化无论是在当下的现代社会，还是追溯到古代的传统社会，都是人类发展必不可少的产物；再次，从民俗文化关系的视角观察，民俗文化可以说是民间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二）民俗文化的社会作用分析
1.规范作用。民俗文化的规范作用指的是民俗文化在演变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一些约定俗成的民俗规范，这些规范对于当地的居民会起着一定的教育以及规范作用，同时，是当地居民得行为也受到一定的约束。诸如，民俗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的一些道德规范对居民的道德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同时，这些民俗规范也形成了一个民族重要的对外民族特征。2.娱乐作用。民俗文化的娱乐作用主要指的是民俗文化中的一些传统民俗活动对人们身心健康的放松作用，这些娱乐作用可以使人们的身心得到极大的舒缓、放松，尤其是对于劳作一天的居民可以使其身心得到极大的享受与愉悦。3.维系作用。民俗文化的维系作用主要指的是有益身心健康、良好的民俗文化对于维系民族内部的安定和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纽带的联系下，民俗文化所形成的一种向上的凝聚力可以使我国的社会以及国力得到迅猛的发展。
（三）民俗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意义
上文中提到民俗文化中的一条重要特征就是对外传播，对外传播对于民俗文化的继承以及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发展意义，尤其是对于我国的海外侨胞更是如此，有的海外侨胞自幼便在外发展，没有机会接触到地道的民俗文化，而我国国力的日益昌盛，民族文化的影响力的逐步扩大，使其在国际上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就使得我国的海外侨胞进一步增强了对于我国民俗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归属感，同时，对于我国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也极为重要，进一步的也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国立昌盛创造了良好的国内、国外环境。
三民俗文化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民俗文化在语境翻译层面存在的
语境是不同民族、国家在进行语言交际时的大背景前提，在不同的语言背景下不同的词汇可能就会有不同的释义，同样的，反过来，译者也会根据语言社会教育大背景的不同而对词汇以及译法进行不同的抉择，使翻译尽可能贴切原文所要表达的意境。这就使得译者在进行翻译前要首先对语言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对民俗文化所内含的深层意义进行挖掘，接着再对词汇进行一定的选择。但就当前的民俗文化翻译而言，许多译者还很难做到这一点，这就使得他们对于民俗文化的翻译漏洞百出，词不达意的现象常常发生。
（二）民俗文化在文体翻译层面存在的问题
在进行翻译时的文体大致有书面文体以及口头文体两种主要的文体形式，不同的文体形式也体现出译者所翻译的译文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体现出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翻译时译文首先要忠实于原味，只有这样，才能将传统民俗文化中的重要信息进行正确的传播，使读者了解到民俗文化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民俗文化翻译时要十分注重文体的选择，第一步就要对原文的文体进行合理有效的解读，进而再对其进行翻译[2]。但就目前的现状而言，很少有译者注重对于文体的选择，许多译者都只是注重对于民俗文化字面意义的理解，有些庄严的字眼却采用极为随意的词汇进行翻译。
（三）民俗文化在文化翻译层面存在的问题
民俗文化的翻译说到底是一种民俗文化的对外交流、传播，正是因为世界各民族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民族文化差异以及语言差异才会使得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3]。因此，在进行民俗文化翻译工作时，最重要的还是把握住民俗文化在文化这一层面的翻译，这就要求译者要对所要翻译的民俗文化的文化内涵有着深入了解，通过斟酌语句，采用合适的译法以及词汇表达出文化的内涵。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留下了数不尽的民族文化瑰宝，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其中不乏许多晦涩难懂的语句，尤其是古代社会中的文言文，给翻译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前要做好充足的事前准备，但就目前的现状而言，许多译者在这一方面表现的明显不够。
四功能理论视野下民俗文化翻译的策略研究
（一）功能理论视野下民俗文化的翻译原则
1.功能理论视野下翻译的目的性原则。在功能理论视野下对民俗文化进行翻译，其主要目的是希望民俗文化在异国他乡进行传播时，国外的民众或旅居我国的游客能够领会民俗文化的真正含义，并且通过译者对于民俗文化内涵以及深层次意义的解释、翻译，使国外的游客增强对我国民俗文化的理解，使他们能够更加认同我国的传统文化，不断加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并且使我国的传统文化能够在世界广为流传。这就要求在功能理论视野下进行翻译时读者要能够对原文的真实含义有所解读，在对原文消化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翻译，使其达到原文翻译的最终目的。2.功能理论视野下翻译的忠诚性原则。忠实性原则是翻译在进行翻译工作时所必须要遵守的基本职业素养[4]。在功能理论视野下进行文章的翻译更是如此，译者在对民俗文化进行翻译时切忌只是对民俗文化的表面意义进行浅层翻译，而是要深入挖掘它的内在含义，采用合适的词汇以及译法对文章进行翻译，在这一过程中译者还要十分注意要准确的保留民俗文化的文化信息，不能只是为了翻译而翻译，失去民俗文化翻译本该有的意义。
（二）功能理论视野下民俗文化的翻译技巧
1.对民俗文化进行音译。文章在对民俗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曾经指出，在对民俗文化进行翻译时词汇是其中的一大难题，尤其是许多民俗文化中所含有的生僻字、词等，在翻译的词汇中根本很难找到对应的解释。如果强行进行翻译反而会使得读者一头雾水，而此时最好采用音译的办法，既能够使文章保留一定的文化信息，又能够使译文显得简洁易懂。2.对民俗文化进行直译。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入发展，尤其是随着我国国力昌盛，民族凝聚力以及向心力进一步发展的当今，对外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国外的读者对于我国的民俗文化更感兴趣，他们渴求的也不再是简单的基础文化，而是更希望看到具有浓郁中国风俗翻译。这就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译者在进行文化翻译时尽可能将民俗文化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信息进行直译，但同时要注意，对其中一些直译但不能与原文对等的内容要注意加以注解，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我国的民俗文化。3.对民俗文化进行意译。尽管在对民俗文化进行翻译时采用音译以及直译的方式能够更好的体现以及还原我国民俗文化的真实特色，但就实际而言，我们还要注意到读者并非我国传统地道的语言使用者以及民俗文化理解者，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时要注意对某些文字适当的采用意译的方式，使民俗文化中的某些释义能够最大程度的忠于其真实性含义。
参考文献
[1]利•哈林,杨柳.民俗研究与翻译研究[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31-35.
[2]于洁,田霞.关联理论观照下的民俗文化的预设凸显翻译方法探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05):61-65.
[3]杨玲玲.认知文化图式观照下的民俗名称英译[J].怀化学院学报,2007,(12):95-97.
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论文 第2篇
随着21世纪的来临，许多人文学科面临着新的挑战，“反思”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话题。
民俗学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适时地总结自己的不足，根据学术发展的规律及时调整本学科发展的战略，也属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本文就民俗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民俗学界的同仁。
一、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回顾
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肇始于1918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征集活动。10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从此揭开了中国民俗学的序幕。此后，1922年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本办的《歌谣周刊》，在其创刊词中更明确提出了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以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歌谣》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11月。）历来为精英们所不屑一顾的民间俚俗歌谣，如今竟然刊登在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报纸上，并进入了学生的课堂，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年代末，除北方的北京大学外，广州的中山大学又成为民俗学发展的另一个中心，1928年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并创办《民俗周刊》，出版了一批民俗学调查与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山大学时期出版的著作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影响最大。妙峰山调查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5年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当时的调查文章在《京报·副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分六期刊出，1927年顾颉刚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的一种出版。妙峰山调查在学界影响颇大，何思敬在读到“妙峰山进香专号”后，曾指出：在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对于民众生活知识缺乏和态度冷漠的“暮气”，妙峰山调查是对民间文化、民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并称赞说：“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民俗》第四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第一册，1983年12月。）
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_爆发，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持续到40年代初期。其间，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的杭州、_时期的西南、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等，都有一些属于民俗学方面的活动，并出版有民俗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成果。
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余年间，民俗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讲，还是相当不牢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没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稳固的位置，如建立系科、培养学生等；其次，它没有以此为生的学者，民俗学在中国最早的提倡者大多数都没有成为民俗学家，或者本来就是把民俗学作为自己专业的副产品。如顾颉刚提倡民俗学最为用力，但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会会长容肇祖后来也是以哲学、历史而享誉学界的；至于北大时期的周作人、刘半农，中山大学时期的杨成志等，也都不是以民俗学而立足于学界，后来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钟敬文，在30代也是以散文而闻名于国内的，但他与其他学者不同，当时他已经立志要以民俗学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本世纪上半叶，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进入中国，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独立的学科，民俗学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成熟起来，以后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很长。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本来就没有显赫过的民俗学更加寂寞。在这期间，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民俗学中的民间文学受到特别重视，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民俗学研究的部分内容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应用，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普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中，对于调查者而言，民俗学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而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成为识别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
1979年至今，民俗学从呼吁恢复到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又走过了20年的历程。如今的中国学界，民俗学已经登堂入室，被确立为社会科学大家庭里面的一门独立学科，民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步入正规，民俗学的学术组织纷纷建立，民俗学的学术著作不断面世，全国各地建起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民俗博物馆，民俗、民俗学、民俗文物这些过去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名词．现在也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黄金时期。
二、中国民俗学的现状及其学科危机
中国民俗学经历了近20年的恢复和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居安思危，当前的中国民俗学仍然潜存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俗学对于学科名称的争议，不利于民俗学在当前学术界的顺利发展。
民俗学虽然已在中国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们是，对于将本学科定为何名仍然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现有的论点中就有“民间文化学”、“民俗文化学”、“民俗学”等几种不同的观点。主张用“民间文化学”为学科名称的学者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现在已经扩展到整个民间文化领域，原有的民俗的概念已经不能涵括现在的研究内容。因此，要用“民间文化学”来取代“民俗学”。若依此说，同样以民间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似乎也应改名。“民俗文化学”的出现是近年来流行的把一般性概念套用“文化”一词的结果，持此说者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定为民俗文化，认为“民俗文化”一词的内涵已经超出了原来“民俗”一词的范围。至于用“风俗学”替代民俗学，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论，早在30年代就有学者坚持这种主张，但并没有在学术界流传开来。类似的名词概念的争论还有，如“物质民俗”、“阶级性”、“阶层性”等等。
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基本概念展开争论，确实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科的规范化。现在国外民俗学界也有关于民俗学改名的争论（李扬、王钰纯：《folklore名辩》《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其起因主要是民俗学不光彩的历史和民俗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问题。但是，这种对于民俗学名称的争论，在当前的中国却会对学科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民俗学是近几年才被国家承认为独立学科的，国家确认的学科名称就是民俗学。现在连自己的学科名称都需要重新讨论，这很容易被那些对民俗学怀有不良用心的人所利用，用以作为打击稚嫩的民俗学的借口。笔者认为，对于民俗学这个学科到底使用什么名称是可以争论的，但从大局出发，在现阶段应该努力维护“民俗学”这一已经被本学科和学术界普遍接受了的学科名称，以利于学科的连续发展。
2、民俗学核心概念——“民俗”一词内涵的扩展，与学科外延的无限膨胀，会给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当前民俗学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民俗学，甚至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民俗学的领域中来。说明了民俗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已被广泛认识，固然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还有种倾向却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甚至会对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带来负面影响。这就是，民俗学的核心概念——“民俗”的内涵在被人为的扩大，致使人们误认为什么都是民俗，民俗无所不包，同时，民俗学学科的外延也在膨胀，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分支学科。
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它的范围确实比较广泛，民俗事家与其他许多学科领域、具体行业都会发生联系，如饮食民俗之与烹饪、食品业，居住民俗之与建筑学、勘舆学，服饰民俗之与服装行业，交通民俗之与交通、旅馆、道路管理等。尽管如此，当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出现交叉的时候，民俗学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现在有些学者的做法却是将某一类民俗事象与其他领域硬性结合，便创造出一种所谓的民俗学的新的分文学科，而这种分支学科的学术框架往往又没有什么创新，几乎是完全套用现有的民俗学理论框架，其基本模式是在民俗学理论框架中填充一些某类民俗事象的例子。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应该有，而且分支学科的出现也标志着民俗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不过．现在出现的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存在的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失去了作为民俗学的学科特性，即没有体现出是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我们读一些分支学科的著作，总会把这个分支学科和与它相临的学科（如饮食民俗学之与烹任、食品，民俗语言学之与社会语言学等）混淆起来，或者，读分支学科的著作与普通的民俗学概论类的著作区分不开。
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论文 第3篇
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一书中，论述了民俗文化的传播，更主要的是通过人类自身来作为传播的载体。以人为载体的传播方式主要包括约定俗成的口语传播、耳濡目染的经验传承、标志程式的共性传播、音乐舞蹈的艺术传播、神话传说的心理传播。总而言之，民俗文化意义上的传播，它不是一般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或消息扩散，它更多的是以世世代代的民众自身作为文化载体的传播。林继福、在《解释民俗学》一书中提到，民俗的传播途径多种多样，这些传播途径体现为人们的不同思想和行为。在中国，民俗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口语传播、行为传播、心意传播、文字传播四种方式。这四种民俗传播方式并非截然分开，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没有一种民俗的传播仅仅依存一种传播方式，只有在多元传播渠道的推动和作用下，民俗才能不断丰富，不断发展。鲁晓俊在汗青浊酒：《三国演义》与民俗文化一书中提到童谣，作为一种带有娱乐性质的民间游艺民俗，据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类童谣被称为谶遥，这种童谣与当时的时政联系密切，不像批评当今腐败的一些“谣”那样直白，而是借助于“谶”的形式来表述。谶谣有许多传播途径，比如通过铭文石刻，如《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七回邓艾看见诸葛亮几十年前题的石碣“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便是一例。张国杰、程适良在《新疆民俗》一书中论述到民俗是民间社会传承的文化事象总称。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传袭的文化。它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民众口头、行为和心理而表现出来的，这些事物和现象，既蕴藏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传统里，又表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传统里。范勇、张建世在《中国年节文化》一书中，阐述年节习俗是一种综合的民俗文化，其中包含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思维方式及人们的行为模式，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年节文化的传播在于文化流的作用。文化流一般包括物质、精神信仰、媒介三种不同文化的特质流，而年节文化的传播就是通过这三个途径进行的。
随着社会教育理念的不断丰富和民俗文化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民俗文化传播路径研究在内容和范围上呈不断加强的趋势，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较丰富。
二 民俗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研究
由于民俗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其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在构建和谐社会时期，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从民俗文化视域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较少且分散，有待于进一步的扩展和完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陈宁在《民俗文化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与实践——以四川民族学院为例》一文中的观点：“从民俗文化中发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案例，将其引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课堂教学和平时的教育工作中，通过大学生所关心的能体现民俗文化发展的实例引起大学生的共鸣，激发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变以往枯燥的理论讲授为兴趣盎然的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教学。”通过这种民俗案例的引入来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曹应森在《认真传承民俗文化 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文中提到，“传统民俗文化在塑造人格魅力、传播思想道德、讴歌民族精神方面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给人以潜移默化的教育，要以引导人民群众挖掘、保护和利用本地的文化资源，建设文化阵地，在人民群众身边开展健康、清新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文化活动，寓教于乐。”从而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实现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论文 第4篇
本文首先肯定了我国发展生态旅游的有利条件，并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接着又指明了其应改进的地方和发展方向。
根据国家旅游事业的总体规划，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以森林公园建设和开展特色旅游为重点，依托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科学规划，规范管理，增强效益，提高水平。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实现发展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关系问题。
一、发展生态旅游的目的是利国利民，但运作过程中的问题却不可忽视
旅游业在产品过剩、供大于求的今天成为各地区发展经济的支柱产业，旅游经济已成为国家经济新的增长点。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升温，以森林和生态环境为依托和载体的风景区环境和生态资源也受到一些破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必要的管理机制，生态系统失调
目前，许多景区的管理体制比较混乱，有的以某部门为主，其他部门为辅;有的是管委会;还有则是由若干部门共同管。导致这种多头管理的症结就是利益分配矛盾的集中体现，由于管理不力，导致风景区脏、乱、差问题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人为污染甚至破坏，生活废水、垃圾粪便和燃煤等污染，使旅游区环境质量下降，观赏价值也随之降低。
(二)缺乏规划，开发过度
在许多由森林和多种生物种群构成的森林公园或自然保护区，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鳞次栉比的酒店、宾馆，然后就是一根根吐露青烟的烟囱，给人一种“白云深处有人家”的感觉。酒店、宾馆的增多，自然会大量吸纳游客，喧嚣打破了宁静，这对本身就比较脆弱的自然生态来说就是一个打击，大量的人工建筑与自然景观极不相融，同时也破坏了自然景观。
(三)游客环境保护意识不强
我国国民教育的整体水平还比较低，环境教育尚未普及，对大多数旅游者来说，自觉旅游的环保观念尚未形成。乱丢垃圾、乱刻乱画、践踏草地等不文明现象在一些景区比比皆是。旅游经营者甚至管理者也存在素质不高的现象，不少饭店、餐馆的污水和垃圾未经处理就随处排放。低级粗糙的商业化景观泛滥，与环境极不协调。生活在景区内的人由于缺乏环保意识，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采造成的破坏让人触目惊心。
二、要实现生态旅游与保护协调发展，必须采取相应有力的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旅游业发展迅速，已成长为中国第三产业中最具活力与潜力的新兴产业，在大多数地方还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优势产业或先导产业，旅游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提高。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是旅游产业发展的根基，而旅游资源的'衰减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危机。其中，政策失误和市场失范所导致的不合理开发和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所以，有必要建立一套既可源头控制，又能末端治理，有防有治、防治结合的资源环境对策体系。
(一)加强生态旅游的宣传教育，提高大众生态环境意识
宣传教育对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内在驱动作用。旅游从业人员及旅游者环境意识和生态观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服务质量及旅游活动时的主体行为。因此，应加大对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新观念的宣传教育力度。
首先，要更新教育内容，增加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向受教育者提供更新、更及时的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系统科学知识，弥补其知识结构中的欠缺。
其次，要扩大教育范围，在开展专业教育的同时，开展生态旅游知识普及教育，让更多的人了解生态旅游的理念和内涵。
再次，要拓宽教育渠道，包括在相关大、中专院校中设置专业课程;对从业人员进行针对性强的专业技能培训，举办必要的学习班;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各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大众生态环境意识;在旅游地进利用宣传栏、多媒体和导游的讲解等途径，直接影响、教育旅游者，帮助他们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
(二)健全法制保障
旅游本身是一项产业，对环境的影响具有累积性。并且，目前我国生态旅游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方面存在问题与挑战，尤其是对环境的影响和对资源的破坏问题较为严重。因此，加强生态旅游环境立法和制度建设，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规范、引导生态旅游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针对目前生态旅游区法制不健全的现象，应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解决法制滞后的问题。一是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填补相关领域的空白，解决目前只能依靠自觉、自愿的现状。二是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和目前的发展形势制定出相关的规章制度，并针对环境影响的潜在性、持续性和累计性，适时进行条款的补充和增加。三是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有效的环境监测标准体系，并使之成为一项重要的法规细则，定期进行环境质量监督和评价。
第二，针对目前现有的法律法规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存在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而导致法律规范形同虚设的现象，必须在改革体制、机制的基础上，加大执法力度。并结合各种有效手段，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运用法律武器保护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三)合理规划，精心设计
生态旅游风景区的建设是一门综合的学科，它包含了园林学、森林学、史学、美学、环境保护学、建筑学、宗教学等内容。因此，在开发利用生态资源时，要依据生态学的观点，融入这些学科的特点进行合理规划、论证、评话、设计、建设，尤其是在一些自然保护区内开发生态资源。同时，更要注意开发区的范围，要设定不可进入的核心区，以对各种动、植物的保护，只能在缓冲区内开展生态旅游，确定合理的旅游线路，严格控制旅游的人数和建筑。
(四)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我们在开发建设生态旅游风景区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开发生态环境，要以保护为前提。随生态旅游的升温，各种旅游活动和建设也是方兴未艾，这些活动不可避免地对景区生态环境中的因子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必须做到将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同时在生态旅游的增值中加强对硬件和软件的建设，达到开发与保护两不误。
第二，在生态旅游中做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三结合，使之协调发展。在开发中切忌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焚林狩猎，进行毁灭性的开发旅游。
(五)加大经济和科研投入
在发达国家，都将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纳入社会公益事业，每年由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如美国在20xx年有43亿美元用于国家公园，包括保护、科研、管理的开支。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公益性事业，有巨大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潜在的经济效益，但是也存在投资额大、投资期长、很难立即得到经济上的回报等问题。因此，国家和地方财政应加大资金投入。这个投入分为两类：一类是增加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如造林、名木古树抢救、病虫害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护林防火等;另一类是对景区建设的投入，如必要的道路、停车场、接待场所，安全设施等。解决生态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问题，坚持多渠道并举的原则，除政府投资外，要鼓励社会各阶层、社会团体等捐助资金。
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论文 第5篇
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陶思炎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对民俗艺术研究进行了历史回顾，指出在上个世纪2O年代随着日本“民俗艺术之会”的成立和《民俗艺术》杂志的创刊，“民俗艺术”已经开始从民俗学中被剥离出来，成为艺术学研究中的一个与传统生活紧密联系的新方向。中国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民俗艺术学的研究，近来，相关论著的出版、民俗艺术学硕士和博士的培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设立、民俗艺术相应机构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开展等，都反映了中国民俗艺术研究的拓展和繁荣。陶思炎教授指出，今后“民俗艺术学”的发展还急需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和自身学科的建设，以真正建立起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影响国际学界的中国的“民俗艺术学”。台湾辅仁大学郑志明教授的《“民俗文艺学”的研究范畴及其展望》对民俗文艺学的具体内涵与研究范畴做了详细界定，认为它是文学与民俗学的交叉领域，独立于文学、民俗学的原有范畴，自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民俗文艺学超越了传统单一的学术领域，必然走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用不同的研究角度开拓出更多的探讨面向与发展方向，结合成更为庞大的总体学术研究。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张士闪教授的《新时期中国艺术学的“田野转向”与学科景观》以艺术民俗学为核心进行考察，认为中国艺术学研究自新时期以来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田野转向”，关注艺术活动的民间发生现场、敞显个体的艺术生存智慧、秉持文化一生活的整体研究范式在当下艺术学研究中渐成主流。提出艺术民俗学与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以及民俗艺术学一样，都代表着艺术学“整体研究”的学术理念，而同时又有其独特之处，认为陶思炎先生首倡的“民俗艺术学”与其提出的“艺术民俗学”只有在中国艺术学“田野转向”的大前提下才得以呈现其探索意义。
二、中外民俗艺术的交流比较研究
在回顾与展望的前提下，与会代表对中外民俗艺术的交流融合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与探讨。韩国高丽大学田耕旭教授的《丝绸之路与东亚的表演文化》阐述了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西域、中国、韩国表演艺术的交流及韩国表演艺术的发展过程，指出作为东亚共同戏剧文化艺术的散乐百戏在韩、中、日各国随着时展变化各具不同特点，从而形成了各国的传统戏剧，因此今后对东亚表演艺术的普遍性与各国特点的比较研究是为东亚表演艺术的交流与深入研究所必要的课题。日本神奈川大学庸田律子教授的《神与祭神民间表演——于日本的展开》在追寻日本相关学者对祭神民间表演形态考察中出现与中国创世神话中相关的神名的基础上，添加并整理了其他涉及的文例，由此进一步考察由中国传来的“”如何演变为日本的狂暴之神这一问题，同时也考察了与汉族相邻的苗族如何接受并理解“”的问题。日本东北大学铃木岩弓教授的《与半跏趺坐地箴像有关的民间信仰》把半跏地蒇作为民俗艺术的一个范例加以思考，以日本东北地区为例总结了日本对于半跏地葳的信仰情况，并且从对我国江苏佛教寺院的考察中发现半跏地蒇画由此产生对于今后课题的思考，即基于日本撰述的伪经所建造的半跏地葳像为何会出现在中国?这将对于重新认识半跏趺坐地葳像、并从东亚这一广阔领域弄清民俗佛教的展开具有重要意义。曲阜师范大学刘卫平副教授的《“龙灯扛阁”与“男寺党农乐舞”的视觉形象比较》从造型艺术构成的角度对韩国传统的“男寺党”农乐舞与我国山东省的“龙灯扛阁”舞此二种民俗舞蹈作了比较，提出了它们视觉形象层面的异同之处，这对全面理解东亚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不同民族的精神特性将有所帮助。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徐习文副教授的《日本对中国端午文化的接受》引起了与会者对于中日文化交流与比较中某些具体问题的热烈争论。
三、民俗艺术的文化内涵与功能探索
民俗活动文化积淀厚重，内容广博而绚丽多姿、内涵丰富而异彩纷呈、形式独特且流传久远，因此挖掘民俗艺术的文化内涵并进行其功能探索，是民俗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田兆元教授的《仪式美术：概念的建立与学术内涵》指出仪式美术作为美术的一种类型，特指那些因仪式而存在的美术形式，它有既存的作品的仪式展演，也有即时的创作。当前对仪式本身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都需要新的思维，仪式的相关文化研究更是推动仪式研究的重要空间，通过对它的研究既可推进仪式研究走向深入，也可对于美术形态有更为广泛的认知，因此，仪式美术应该成为引人注目的民俗艺术学研究论题。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龙红教授的《论吴昌硕绘画中的民俗意象》从民俗学角度审视吴昌硕卓越绘画艺术中以俗入雅、雅俗交融的民俗意象生成状态，从而分析其绘画艺术被广泛接受的深层文化原因。龙红教授的发言也给与会者提出了关于民俗艺术化与艺术的民俗化二者关系的思考，深化了民俗艺术研究的内涵。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苏金成副教授的《民俗艺术研究方法略论》对民俗艺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进行初步探析，并对在民俗艺术学研究领域做出贡献的民俗学家、艺术学家陶思炎教授的关于民俗艺术学研究方法的学术观念进行简要梳理与分析，指出国内的民俗艺术研究正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学术研究体系并与世界民俗艺术研究相接轨。此外，济南大学艺术学院韩波副教授通过对民俗艺术作品的形式语言及艺术意义的分析，对民俗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南京师范大学晁胜杰博士的“抚琴居右”论把人抚琴居琴之右侧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礼俗相联系，探讨其中包涵的文化内涵。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刘凯博士对南京高淳老街建筑木雕进行了艺术风格上的分析，探讨其深刻的民俗内涵与文化意蕴，以期成为了解高淳地区乡风民俗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民俗艺术田野调查资料的深度阐释与探究
五、民俗艺术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论文 第6篇
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类面临着生存环境危机，全球兴起了保护人类自己生存环境的绿色浪潮。人们在厌恶城市噪音、环境污染的同时，更趋向于走向大自然、溶入自然，把旅游、学习、教育、休养寄寓于自然之中，于是，以“回归自然”为主旨的生态旅游应时而生。XX年,世界旅游组织明确指出生态旅游是旅游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之一，生态旅游已成为21世纪世界旅游的发展方向。
广西乐业大石围天坑群旅游风景区是发展生态旅游新兴的一个典型。风景区位于广西西北部，地处云贵东南麓，被誉为“世界天坑之都”、“世界天坑博物馆”，集“国际岩溶与洞穴探险科考基地”、“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和“中国青少年科学考察探险基地”于一体，经中国岩溶地质研究所朱学稳教授带领多国科学家全面科考得出结论，认为“百色乐业大石围天坑群在世界上的自然景观中，具有稀少、奇特、险峻、壮丽、秀美、生态环境独特的旅游观赏价值，当居于世界旅游资源之首”。XX年10月1日，大石围天坑群旅游风景区正式对外推出，共有大石围天坑、布柳河、罗妹莲花洞、穿洞天坑、黄S洞天坑国家森林公园、火卖生态文化村六大景区建成同时开放。经过短短几年时间的建设与开发，大石围天坑群旅游风景区作为广西旅游业“第三极”的优势开始突显，旅游接待条件日趋成熟，旅客数量接踵而至，知名度日益提高，这主要得益于科学、合理的规划。
1、生态旅游景区的规划
生态旅游的概念及特点
1983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ceballos-lascuráin首先提出“生态旅游”一词。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生态旅游概念才开始传入中国。有学者认为，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的观点和理论指导广大公众，认识和欣赏自然及文化遗产的旅行，保证旅游区不受破坏和污染，使旅游得以持续发展的旅游活动。详细划分，生态旅游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之分：
广义概念――注意人与环境的关系，不破坏污染环境，保证游区的持续发展的一切旅游活动，统称为生态旅游。
狭义概念――人们到大自然中去，认识自然、享受自然、保护自然、接受环境教育，提高环境意识的旅游活动。
生态旅游有其它传统旅游所没有的独特的特点。一是品位高，旅游者一般文化素质较高，通过观赏自然、人文景观，从中获取自然与人文知识；二是计划性强，旅游经营者一般是经过生态环境可行性论证之后，在科学规划指导下进行有目的.的参观旅游，以求获取大自然之知识、探索自然生态之奥妙；三是强调自然性，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都强调突出自然本色，参观游览活动以自然生态本色为中心，所需要的旅游设施简单，基础设施的投资费用很低，仅相当于传统旅游的1/4左右；四是重视环境保护，对环境资源进行非损耗利用，是一种无污染、无破坏、生态安全性极强的游览方式。
景区规划的含义
规划是对未来事务的合理组织与安排。应该说，旅游活动产生之初并无规划可言。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旅游业发展日新月异。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的旅游业发展已经从城市拓展到乡村，旅游需要规划的思想开始为更多人所接受，旅游规划编制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始深入发展。
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论文 第7篇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与保护浅析
论述了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函义、内容,生态旅游与传统森林旅游在目标、受益者、管理方式、正负面影响等方面的不同特征.指出,生态旅游是我国大多数自然保护区生存发展的最佳策略.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和保护是辩证的'矛盾统一:保护是开发的前提,是为了更好地开发,而开发是保护的体现,是自然保护区发展的基础,开发是一种积极的保护.据此提出了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对策.
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论文 第8篇
加强建筑保护，传承历史文明
首先解说员给我们详细讲解了春秋楼的由来和到建成的发展，并嘱咐注意不要对建筑造成损坏，希望实践队亲身体验春秋楼的魅力所在。随后进入其中，首先感受到一股浓厚的古文化气息由心而生，雕工精湛、剔透有致的青石柱，书法冠绝、刻技精湛的石碑文，面阔有致、风格独特的内外院无不令人折服。在欣赏雄伟壮观的建筑的.同时，实践队留意观察了建筑的完整性，并对周围的环境进行水土采样予以分析，讨论了古建筑破损原因及应对方案。
下午3:00，实践队拜访了景区领导，在访问中领导指出“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春秋楼不断加强建筑保护，着力构造优美旅游环境，景区建设取得辉煌成就。但是，保护设施不够健全、人为和自然因素使有些建筑破坏较严重，希望实践队号召更多的人来保护古建筑。”最后实践队参考了春秋楼历史文献，观看了春秋楼保护宣传版面，加深了对春秋楼的认识。
实践队通过今天探访春秋楼遗址，不仅增强了保护古建筑的意识，而且体会到传承历史文明的迫切性，因此将进一步做问卷调查及保护宣传工作，共同呼吁市民保护古建筑，一股沉甸甸的责任感涌上心头。
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论文 第9篇
【关键词】 中国民俗艺术 文化溯源 原始美
1 “2011北京・中国民俗艺术国际论坛”的基本情况回顾
开幕式及专题报告
2011年10月15、16日，“中国民俗艺术国际论坛”开幕式及专题报告会在北航举行。此次国际论坛的学术主题为：现代性与民俗艺术、中国民俗艺术的保护与传承、民间信仰与民俗艺术、现代教育与民俗艺术等。出席论坛有30余位专家学者，分别来自国内及法国、英国、日本的高校与相关研究机构，学术研究涉及社会学、人类文化学、艺术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民俗艺术收藏与研究等方面。
怀校长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民俗艺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是充分体现民族精神的文化遗产，是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依托。研究以及发掘蕴藏其间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文化传承和建设的重要使命。
在随后的专题报告中，田青、邓启耀、范华（法国）、大田尚作（日本）等与会专家发表了专题的学术报告，报告的内容涵盖现代保护民俗艺术的必要性和难度、以及如何把民俗艺术运用到现代的教育当中去以及切实贯彻保护民俗艺术的步骤和方法。两天的报告听下来，颇受感动，内心对于民俗文化的喜爱更为强烈，迫切地希望能够追随专家学者们的脚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去研究各地域的民俗艺术，在即将面临消逝的民俗文化边缘能捡起一些文明的碎片。（图1）
“超越与创作――移动的古代祭祀壁画”展览（图2）
整个的民俗艺术论坛，最令人震撼的当属“超越与创作――移动的古代祭祀壁画”展览，展出的80幅古代绘画和200个古傩面具特别震撼人心，这是颜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在平时细心收集、整理、修复和装裱的一些民俗杰作，这也是颜老师收藏的一批尘封百年的古代祭祀壁画的精品，这些祭祀壁画均为传承下来的工笔画真迹，跨地域范围广阔，包括贵州、江西、湖南、四川等地，在时间上横贯明清、民国等几个时期。内容多为天、地、水、阳四界古往今来的历史英雄、祖先亲眷、神仙鬼怪、动物与草木精灵，包含巫术、道教、佛教、祖宗神灵信仰和儒家教义等文化与情感内容。
这些古代作品大俗大雅，古滩面具率性、自由奔放、浑厚，各个祭祀壁画又严谨、深沉，堪称传统美术的好范本，画作的精细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颜老师说：“这些作品展示了前人面对神圣美好与他者悉心分享、相互庆贺告慰， 面对天灾人祸自我鼓舞、自我疗救的人情与人性关怀，展示了前人以艺术方式自娱自乐， 以无中生有的卓越想像力彰显浪漫精神， 以艺术创造的方式敬畏生态自然、超越功利实在、延展生命时空、升华人性意境、提升幸福指标的恢宏态度。”是的，这些至今仍保留着我们祖先的提问的民俗艺术作品，向我们传递着生生不息的民族感情和无尽的想象力。
沅陵县原生态民俗歌舞专题展演
民俗艺术论坛还特邀了湖南沅陵县艺术团于15晚在北航学术交流厅进行了主题为“四季飙歌”原生态民俗歌舞展演，分为“春之声”、“夏之梦”、“秋之喜”、“冬之情”四季篇章。
沅陵的歌舞艺术表演是集沅陵民间歌舞于一体的一种艺术形式，有酉水船工号子、盘木号子、打夯号子、车水号子，有精彩腔调的山歌演唱，有诙谐的小调表演，有民间喜庆点子，还有古老习俗之舞《哭嫁歌》等。整个的演出把我们带回到原生态的民间，放纵在山川和大地之间，徜徉在小河和田埂之上，让我们去感受那种来自于原生态的无穷的生命力和浓郁的民俗风情。
2 民俗艺术的觉醒对设计艺术文化的影响
当下中国的设计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设计届开始经受日本和欧美设计的影响，模仿、抄袭、嫁接日本和欧美的设计，导致了创新文化意识的匮乏和民族语言的缺失。但随着现代民族意识的逐渐清醒，民间的元素逐渐被艺术家挖掘，设计业陷入一个茫然的混合发展的状态。
我们现在不会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盲目的崇拜西方的设计，因为西方的设计是立足在他们的发展基础之上的，根本救不了中国的设计，曾经盲目地学习反而使我们失去了自己本民族的特有的文化基因和心里认同感。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设计，都不可能从别的国家移植中的来，只能在本民族文化基因和艺术精神的繁衍下成长，都要立足于本国的国情和本民族的文化，因为这些才是文化发展的基本源泉，才是艺术长期发展的基本沃土。一个设计师如果没有本民俗的传统文化修养和沉淀，那么他所节后的设计文化只能说是一种比较肤浅的表面的文化，这种嫁接的“无根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昙花一现。
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论文 第10篇
[关键词]宋代；婚服；礼俗
一个时代的服饰，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表征。宋辽夏金时期，我国各民族交流频繁，融合进一步加剧。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各民族服饰在交融过程中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中原宋王朝传统服饰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元素，而北方草原民族服饰也逐步汉化。服饰是礼仪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礼仪、风俗文化在多民族_并立的历史大幕下，通过服饰文化的交流，由中原王朝向周边少数民族_传播、发展。中原王朝内部，礼仪经历了统治阶层的不断调整、强化，最终形成了不同于汉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体系。服饰作为礼仪文化重要表现形式，其分等级、定尊卑的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为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婚礼而准备的婚服，是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象征。无论是婚礼用的服装、化妆、配饰、都是当时社会审美取向的体现。华美、精致的婚礼服饰，是服饰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礼仪规范的集中体现。研究婚服，能够更直接的了解这一时期各个区域的服饰审美取向和其中蕴含的礼仪文化内涵。近二十年来，虽然婚姻礼俗和服饰研究这两个方向研究成果卓著，但将它们相结合，研究婚礼服饰与婚俗、礼仪关系以及婚服的礼制内涵的文章却不多，可以说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
一、研究服饰、礼仪的古籍、专著
有关婚礼服饰的内容在众多史书中曾被提及，如在《宋史》[1]、《辽史》[2]、《金史》[3]、《西夏史》[4]中都对皇帝、后妃、命妇、官员等贵族的礼服形质有详尽的记载，并做了具体的规定。郑樵所著的《通志》[5]中对天子、太子、后妃、官员的章服和婚礼仪制也有明确记载。这类史书虽然记载了统治阶级的章服制度，但并没有专门对婚姻服饰进行记录。尽管如此，透过这些记载，我们还是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华美礼服的形质，婚服做为其中的精品，也必然包含了这些礼服的特点。
官方史书只关注了统治阶级，对于广大民众的婚礼服饰没有给与很多的笔墨。朱熹的《朱子家礼》[6]以及司马光的《书仪》[7]则对士大夫阶层的婚礼流程及礼仪规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俩部书侧重对礼仪习俗、规范的阐述，给我们认识和了解这个时代中下层人民的婚姻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但是对婚服给与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一带而过。
到了现当代，研究服饰通史的著作颇多，最著名的要数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8]，这部著作通过研究考古资料如壁画、画卷、刻印等，对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作了详尽的介绍，并对其中的文化内涵做了细致的刨析。其中第一百零二到一百三十一章是研究辽宋夏金的服饰，沈从文先生更多的从平民服饰入手研究，展现了这个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的衣着习俗。孙机著的《中国古舆服论丛》[9]对封建贵族阶级的舆服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描述了解那时婚礼服饰的基本特征。此外，陈茂同的《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志》[10]、朱和平著的《中国服饰史稿》[11]、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12]、陈高华与徐吉军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3]、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风俗》[14]、黄能馥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5]、王民泽编写的《中国古代服饰》[16]、臧迎春著录的《中国传统服饰》[17]、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18]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服饰的著作，这些专著侧重点不同，叙述方式不同，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相互佐证，使我们更清晰的认识我国古代服饰的整体面貌。此外，王瑜所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19]对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了系统的介绍。王青煜所著的《辽代服饰》[20]、赵评春和迟本毅著《金代服饰》[21]为研究辽代、金代的服饰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黄强著的《中国内衣史》[22]是一部专门对历代内衣形质进行收录、介绍的著作。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妇女妆饰》[23]、孟辉撰写的《中国历代女子服饰史稿》[24]是专门研究女子服饰的著作。周汛和高春明编著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25]是研究我国服饰文化的重要工具书。阅读这些专著，可以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全面的认识宋辽夏金时期衣着服饰的状态，领略传统服饰的魅力。在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隐藏在这些靓丽衣饰下的礼仪内涵。在这些书籍中，并没有专门研究婚服的篇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外，相关的服饰美学著作也是做论文的重要资料，近年来研究服饰美学的文章不少，主要有：叶立诚的《服饰美学》[26]、蔡子谔所著的《中国服饰美学史》[27]、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服饰艺术》[28]、兰宇与祁嘉华的《中国服饰美学思想研究》[29]。
除了研究服饰的专著外，关于礼仪、民俗研究的著作也是我要了解的重要部分。台湾学者彭利云所著的《宋代婚俗研究》[30]，是一部全面介绍和分析宋代婚俗礼仪的专著。美籍学者尹沛霞著，胡志宏译的《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31]，从外国人的视角审视宋辽夏金时期的女性和婚姻，有许多独特、新颖的观点。王文宝著的《中国民俗研究史》[32]对我国传统民俗做了系统、深刻的分析研究。朱瑞希等所著的《辽宋金社会生活史》[33]对辽、宋、夏、金的社会生活面貌做了全面的展示。陈戍国著的《中国礼制史·宋辽夏金卷》[34]对这一时期几个_的各种礼仪制度做了论述。此外，陈顾远《中国婚姻史》[35]、吴存浩《中国婚俗》[36]、彭林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37]、王炜民编著的《中国礼仪文化》[38]、钟敬文《中国礼仪全书》[39]都是研究婚姻礼俗的重要资料。
二、相关的论文
研究宋辽夏金时期婚服、婚俗的论文并不是很多，主要研究服饰的有：贾玺增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首服研究》[40]、殷冰瑶的硕士论文《探究中国历代婚服上的民族元素》[41]、邓雅的硕士论文《探究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演变和创新》[42]、王雪莉的硕士论文《宋代服饰制度研究》[43]。相关的有杉本正年著、樊一译的《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44]、许星《中国古代民间婚礼仪俗中的着装风俗初探》[45]、乔婷《宋代服饰特点的研究与探析》[46]，陈熠鑫、韩丽东、郝云华的《浅谈宋代服饰的民俗风格》[47]、谢檣《宋代女性词中的妆饰民俗》[48]，这几篇论文多从民俗的角度分析宋代服饰的特点，对婚礼服饰提得不多，也没有谈到其礼制内涵。
对于婚礼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有：吕友人、王立军所撰《宋代婚礼概述》[49]、于佐君《谈婚姻礼服文化的变迁》[50]、《中国传统婚礼习俗》[51]、甄进忠《中国古代婚礼浅论》[52]、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53]、包福存《婚礼仪式研究综述》[54]、李金玉《略论中国古代的婚礼》[55]、大勇《中国传统婚庆礼俗与当代婚礼》[56]、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57]、王启发《礼义新探》[58]等等。
对于婚俗研究的主要有：王歌雅《中国古代聘娶婚姻形式略论》[59]、黄修明《中国古代“服禁”论》[60]、《中国各地婚俗》[61]、鲍宗豪《中国婚俗的文化意蕴》（1992年第5期）[62]、韩芳《中西传统婚俗之比较》[63]、《中国特色婚俗》[64]、鲁婷，陈娟娟《浅析中国“彩礼”婚俗存在原因》[65]。
对于少数民族服饰、礼仪进行研究的有：岛田正郎、何天明《辽代契丹人的婚姻》[66]、黄莉《辽代婚姻综述》[67]、杨富学与孟凡云《契丹媵婚制考略》[68]、夏宇旭及赵玮彬《辽金契丹女真婚制婚俗之比较》[69]等论文，为我们研究辽国婚姻礼俗提供了资料。谢静的《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服饰研究》[70]、孙昌盛所撰的《西夏服饰研究》[71]、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饰浅谈——以Д为中心》[72]、陈霞的《西夏服饰审美特征管窥》[73]等几篇文章都在西夏服饰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牛达生《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74]、艾红玲《西夏礼仪制度考论》[75]等文章对西夏婚礼制度作了介绍。关于西夏服饰、礼仪方面的论文相对而言很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不足。研究金代服饰、礼仪的文章同样比较缺乏，只见到俞超伟所写的《填补金代服饰制度的空白》[76]这篇文章通过考古发现充实了金代服饰史料。此外还有王春蕾《试述金代女真族服饰及演变》[77]以及顾韵芬、高岩、李丹《金代女真族服饰文化的整合性发展》[78]等。这些文章虽然为我们在服饰、礼仪这一领域进行探索、挖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让我们用以学习和借鉴，但是它们都没有对婚礼服饰及其与礼仪、风俗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鉴于这方面的内容对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宋代的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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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论文 第11篇
如何对待民俗文化，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还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发展的问题。长期以来，对民俗文化的漠视使我们重新审视民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早在1937年，钟敬文就撰文《民众生活模式和民众教育》一文，谈民俗文化传承与教育的问题，点明了教育在改造民众生活模式，提高民众素质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999年钟敬文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中，特别强调要“大力推进各种层次的民俗学教育活动”，提出“民俗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对象，它也是一种教育的事业……民俗学教育，不仅仅限于大学、研究院，还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大它的传播……至少应该从中学起，对学生进行民族民俗文化的教育，让他们增强爱国情感，自强不息。”同时，还提出了编写中学民俗文化教材的设想，并以日本、北欧等国家典范做法为例，这些说明了在基础教育、大众教育中渗透民俗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2004年在南昌召开了“民俗教育与当代社会”高层论坛会议，与会代表们围绕中国民俗教育的现状和未来、民俗教育与学校教育，民俗教育与大众教育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建议应把民俗文化教育纳入中小学教材。华中师范大学的副校长黄永林也提出，对民俗文化忽视悲观的现象具有普遍性，从中小学到大学这种现象都存在着。如果这样下去，民俗文化就会在无形中流失，中小学应该把民俗文化纳入教材中去。2011年7月在贵州民族学院召开“中国民俗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在会上提出“民俗民间文化进校园、进课堂，编写双语教材，编写民族民间文化普及的读物”以及“传统节日为民族教育平台”等建议。专家学者们呼吁要高度重视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尤其强调要把民俗文化渗透到学校教育，渗透到中学语文课堂教学中。
课程改革的重视
2011年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与2003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都对教材提出了建议，强调教材的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注重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前言中关注到：“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强，现代科学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的交流媒介不断出现，给社会语言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续，对语言文字运用的规范带来新的挑战。”强调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同时《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编写建议的第二条也指出：“教科书编写应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充分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要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要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感，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另外课程标准都强调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语文课程资源不仅包括课堂教学资源，也包括课外学习资源，正所谓“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所以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到“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国内外的重要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话题等也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这里就直接强调对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不仅如此还强调对地方课程资源的开发，如：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的“各地都蕴含着多种语文课程资源，学校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认真分析本地和本校资源……积极开发潜在资源……”这其中也包括对地方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其实早在2005年由等部发出的《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中就强调把传统节日教育纳入学校教学活动之中，提出要在课程设计和教材中，进一步充实介绍传统节日的内容，加强民俗文化知识的普及。新课标颁布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材编排都有了很大变化，旨在“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民俗文化素养。
语文教材中民俗文化内容比重的增加
伴随着人们对民俗文化教育的呼吁，以及新课改对民俗文化的重视，渗透民俗文化理念的中学语文教材相应而出。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已经有数篇学位论文对了“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民俗文化”这一课题进行过研究。如西南师范大学覃宗毅的《中学语文的民俗教育探究》、广西师范大学冯汝林的《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民俗文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李菲的《试论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教育》、山东师范大学袁芳的《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教育探究》等。通过对这些论文的研究、对比，发现这些论文几乎都对中学语文教材中涉及到的民俗文化内容进行了梳理。他们多以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中对民俗文化的分类为依据，从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四个方面对教材中的民俗文化内容进行分类、统计、罗列，有的还对涉及到民俗文化的课文篇目比例进行了分析。
从他们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俗文化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确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非常高的比重。如西南师范大学谭宗毅，他初中教材以“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于2001年审查通过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为蓝本，高中教材是以“200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修订本•必修)”为蓝本进行研究分析。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学语文的民俗教育探究》中指出“初中、高中各个阶段的教材中与民俗有关的文章所占比例较大，初中二册、三册、六册，高中一册、二册、四册、六册中占了一半以上，甚至高中第六册所占比例高达3/4。由此说明，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民俗教育是可行的，也是有依据的。”
山东师范大学2004级袁芳的《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教育探究》中指出“据粗略估计，在现行的山东版新教材中(包括必修和选修)，与民俗有关的文章基本占到各册的二分之一，有的甚至占到四分之三。其中，有些课文全篇都在讲民俗文化，而绝大多数是文中涉及民俗知识。”以上都说明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民俗文化教育是可行的，也是有必要的。
现行初中语文教材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到民俗文化。如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有《社戏》（第十六课）、《安塞腰鼓》（第十七课）等这样一些反映地方民俗风情的选文。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开设了民俗文化专栏，所选课文大多是写各地节日风俗，也有讲述民间艺人轶事，描述街头商贩吆喝的，展现了一幅幅有声有色的民俗风情画卷。所选课文有《云南歌会》（第十六课）、《端午的鸭蛋》（第十七课）、《吆喝》（第十八课）、《春酒》（第十九课）、《俗世奇人》（第二十课）。不仅如此，本单元的“综合性学习•写作•口语交际”的主题就是“到民间采风去”。
开设有“家乡素描”“、认识方言”“、乡土发现”“、节日探源”等五个专题让学生关注平常习焉不察的民风民情，探寻日常生活背后的“学问”。在新一轮高中语文课程改革中，教材建设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尤其是语文选修教材，更是琳琅满目，为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就拿现行人教版教材来说，高中语文选入五本必修教材，十五本选修教材。为了传承我国的民俗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教材选入了一本专门介绍《中国民俗文化》的选修教材，在介绍这本教材的概况时有这么一句话：《中国民俗文化》是高中语文科目、人教课标版的选修教材，立足于培养中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在这本教材中，编者把民俗文化分为物质民俗和非物质民俗两个部分。教材从学习语文出发，从浩如烟海的民俗文化现象中选取年节风俗、衣食住行、百工百业、红白喜事、社交礼仪、信仰禁忌和神话歌谣七个专题来探究民俗文化。这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民俗文化教材。同时民俗文化在必修课中也零散的存在着，如鲁迅的《祝福》，讲的是浙江绍兴一带曾经流行的一种迷信习俗。
沈从文的《边城》，讲的是湘西淳朴的风俗人情。新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涉及到的则是封建社会的婚姻习俗，家族习俗等。其中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梳理与探究”部分第二个专题“古代文化常识”中，专门列有“四、礼仪制度”；第三个专题“姓氏源流与文化寻根”中，专门列有“二、年节风俗”。这些都强调了对民俗文化的学习和传承，为民俗文化的学习提供了条件。
中、高考的亲睐
无论是中学教材，还是高中教材，无论是选修教材，还是必修教材都强调民俗文化的学习与传承。随着新课标的出台，和民俗文化有关的中、高考试题应运而生。例如2010年的陕西中考试卷，试题在设置上凸显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主题。整套试卷在“综合性学习”板块，设计了以“我来说生肖”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活动，课外文学作品阅读则选取了人文性、文化味较强的两篇材料《秦岭》、《秦腔吼起来》，明确表现了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归纳、对传统文化内涵的诠释，让学生能感受到陕西地域文化的氛围，树立学生热爱家乡的意识，这样一个主题的选取，可以说这是本套试题的一大亮点。2011年许多省市的中考题纷纷“聚焦”传统文化，引发学生对传统节日、民族文化作一次深切的关注和理性的思考。（2011•辽宁省沈阳市）综合探究。是有关“中国月文化”主题探究活动。（2011•福建省泉州市）综合探究。涉及的是有关民俗节日探究的问题。（2011•福建省漳州市）综合探究。为弘扬漳州乡土文化，学校文学社开展“傩文化”民间采风活动。（2011•陕西省）的相关内容是以“走近姓氏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活动。选题的目的是走近姓氏文化，了解姓氏文化，有助于增强炎黄子孙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以及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论文 第12篇
关键词： 日本文化 民俗学 历史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法
日本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日本民族文化，一般文化研究中的概念和规律都可以运用于日本文化研究领域，但日本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有其特殊性，因此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文化研究。日本文化研究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它要研究日本文化整个体系和其中的各个文化要素。民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各集团共同生活中普遍具有的代代相习的社会世相。它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种积淀，集中表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众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伦理观念及心理结构等方面的传统特征，构成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原动力。中日两国有着相邻的地域关系和相似的人文传统，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而且中日两国文化存在源与流的关系，从现存的很多文化表象来看，日本和中国的民俗文化有很多共同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从民俗学的角度，揭示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日本文化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些都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日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资源。
1.日本文化的研究方法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等现象的一门社会科学。民俗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广泛，今天在有些国家已经延伸到全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民俗学既是一门现在之学，又是一门历史之学。它对任何一种民俗事象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它的历史过程的考察。19世纪，民俗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重要学科。在日本，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的奠基人，日本民俗学是以柳田国男为中心形成的。
柳田民俗学
日本民俗学界习惯于把柳田国男提倡、指导和实践的民俗学称为柳田民俗学。柳田民俗学的基本立场是阐明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文化变迁。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柳田民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方法，即重出立证法。重出立证法是通过对从全国各地采集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归纳、分类和比较研究，阐释日本历史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正如日本著名民俗学家关敬吾所评价的那样：“柳田国男把民俗学置于历史科学之中，一贯采用了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他的《乡土生活研究法》、《民间传承论》和《国史与民俗学》等主要民俗学论著中，贯穿着他对民俗学与史学关系的思考和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把民俗学放在历史科学范畴中，用历史研究方法采集、整理、分类和研究民俗学。柳田国男指出，民俗学是在历史学的影响下产生、发展和独立的学科。并且民俗学是为了弥补史学中存在的缺陷，解决历史学无法处理的问题而产生的学科。
关于历史研究法，就是要追溯民俗事象间纵横的历史联系。在民俗学研究中，学者们经常采用历史文化残余分析方法。所谓历史文化残余，是指现代各民族中还以某种变形的形式保留的许多文化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研究，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任何一类民俗事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表现为一定的历史过程，许多民俗学事象不仅现在仍在民间流传，而且在历史文献中早有记载，借助古籍文献资料，可以追溯某一民俗的原始形态和它以后的发展及今天的传承。
比较研究法
这是一种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可以采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如果要研究日本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似乎更特殊地需要它。比较研究，是日本文化研究中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方法。因为“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比较，才能准确地析出和把握日本文化的结构和特征等。
比较研究法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展，从国外介绍进来。近几年来，随着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法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注意。而所谓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法，是指在民俗学研究中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民俗事象拿来作比较，从而找出各类民俗事象之间纵的和横的联系，探讨某一民族民俗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的方法。
由此看来，比较研究法便可分为两种：历史比较法和类型比较法。历史比较法，就是对历史上有关系的民俗事象加以比较，找出某一民俗事象的历史联系和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变异与原因。它在研究某一民族民俗的特征、分布及文化史方面被广泛采用。这种比较研究法常常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比如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有时也可能是某一具体的民俗事象。类型比较法是将历史上没有关联的民俗事象，作横向的排列比较，探讨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影响。这种方法重点在横向比较，所以它常常对众多的民俗事象进行分类比较，以探讨同一类民俗事象的传播和变化幅度。在民俗学研究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孤立地看，某一民俗事象并不见得有什么特点，也似乎和别一地区的民俗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如果将不同地区的同一类民俗放在一起作比较，则不仅特点很快明显起来，而且这一类民俗互相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十分清楚，即使没有联系，我们也很容易找出这一民俗产生和流传的原因。民俗学中的“中心起源说”和“心理共同说”就是这样得出的。
2.日本文化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从近年来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可以说重视比较研究是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一大特色。从中日社会结构、家族的比较，到中日儒学、佛教、实学、书法、绘画、茶道的比较，以及中日启蒙思想、吸收外来文化、思维方式的比较，等等，领域相当广泛。而且不少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有的得到了中日两国学者的较高评价。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能在短时期内出现如此众多的比较研究成果，是由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条件决定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日本文化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曾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从比较的角度入手发掘日本文化的特质，在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由于不同于以往的西欧对日本的比较模式，容易得出新颖和富有启示性的结论。但是，中国的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中，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
其一，仍存在用先入为主的观念解释日本文化的倾向。比如有的日本文化研究者虽然也承认儒教、佛教等中国大陆文化传到日本后，经过日本人的改造发生了日本化的现象，但不愿承认使中国文化日本化的是日本固有的文化。与此相联系，在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中，自然存在一些用中国的概念解释日本文化，或有意无意地抬高中国文化而贬低日本文化的现象。虽然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渊源，但二者在结构上是不同的。因此必须破除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其二，仅局限于对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东西与中国原产的东西，或一看就有较大相似性的东西的比较，前者如儒教、佛教、书法、绘画、建筑等，后者如近代启蒙思想等，而没有直接对两国土生土长的异质文化进行比较，如儒教与神道等。也就是说，我们在比较中只采用同中求异的方法，但忽视了直接从异中求异的方法。这使我们的比较研究往往带有先天的致命缺陷，即对两国文化的差异视而不见。
其三，有意无意地忽视西方文化的视点。西方文化的视点之所以必要，不仅在于其在明确中日文化的类型特征时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还在于如果缺乏这样的视点，就无法对中日近现代文化进行比较，也不能对中日文化的未来发展做出切实的展望。因为不仅中国和日本在近现代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甚至现在西方文化仍然作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对整个世界都产生深刻影响。这样的现实，要求我们在中日文化的比较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西方文化的视点。
3.结语
日本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是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模式。文化作为一种模式，有超阶层的东西，在研究时必须冻结一些条件，这样才能达到对一种文化的理论抽象和本质把握。比较的方法对文化的宏观研究，对一种文化模式的本质把握都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日本文化只有通过与其他各种文化的比较，才能明确其特征。
应指出的是，中日两国民俗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民俗互润互补色彩至为浓厚。因此，通过对两国不同民俗文化现象，采取历史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彼此间的影响和相互关系，寻求民俗文化发展的横向借鉴，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研究方法总是与研究思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研究成果正是因为运用了恰当的研究手法，才能开发思路，独具一格，脱颖而出，言前人之未言，具有创造性。思路不开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观察各种不同的对象，比较分析，自然可以开阔视野，发现以前没有获得的收获，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创造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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